绝不让赵斗淳待在我孩子身边，，韩东勋与韩国版杰西卡法

1 杰西卡这个名字的由来

2005年2月，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九岁女孩杰西卡·伦斯福德失踪了。搜寻结束后，找到的是女孩的尸体。凶手就是住在隔壁的性犯罪前科者约翰·库伊。他此前已有性犯罪入狱记录。出狱后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就住在小学旁边，绑架并杀害了邻家的孩子。

愤怒的佛罗里达州当年便制定了「杰西卡法」（Jessica's Law）。核心内容很明确：禁止针对儿童的性犯罪者出狱后居住在学校、游乐场、托儿所等场所1000至2000英尺（约300至600米）范围内。这部法律随后扩展到美国30多个州。

2 在韩国重演的噩梦

类似的恐惧在韩国也反复上演。

2020年12月，儿童性犯罪者赵斗淳服满12年刑期后出狱。他回到了京畿道安山原来的住处。受害儿童的家人就住在同一个社区。居民们走上街头抗议，但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居住。最终是受害者家庭搬了家。被赶走的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

2022年，被称为「水原跟踪狂」的连环性犯罪者朴炳华出狱，在京畿道华城定居。华城市长和居民们要求将其驱逐，发起了示威。同年，另一名儿童性犯罪者金根植也出狱了。他将住在哪里，在全国引发争议。

问题的结构每次都一样。高危性犯罪者刑满出狱后，无论住在哪里，国家都没有介入的法律依据。给他们戴上电子脚镣、派保护观察官跟踪、公开个人信息，这就是现行制度的极限。住在学校旁边也好，住在幼儿园对面也罢，谁都拦不住。

3 韩东勋：「现在正是时候」

韩东勋在2023年新年致辞中直接提到了美国的杰西卡法。他表示：「现在是认真研究如何结合韩国国情引入这一划时代制度的时候了。」

同月26日，法务部在向总统进行工作汇报时，将引入「韩国版杰西卡法」列为五大核心推进课题之一。韩东勋指出：「此前虽有保护社会免受高危性犯罪者侵害的措施，但远远不够。」他宣布将参考海外案例，制定适合韩国国情的法案。

事实上，国会此前也曾多次提出过限制性犯罪者居住的法案。有的要求犯罪者不得居住在与受害者同一市、郡、区内，有的则将禁止接近距离从100米扩大到1至2公里。但这些法案每次都以侵犯宪法保障的居住迁徙自由为由被否决。

韩东勋没有绕开这个问题，而是选择正面突破。他采取的不是「不许住在某处」的消极路线，而是「必须住在国家指定设施」的主动管理模式。

4 法案的具体内容

2023年10月24日，法务部公布了『高危性暴力犯罪者居住限制等相关法律』制定案和『性暴力犯罪者性冲动药物治疗相关法律』修正案的立法预告。

法案的对象并非所有性犯罪者。仅限于因对13岁以下儿童实施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三次以上实施性犯罪的高危群体。据法务部统计，截至2022年底，需要审查居住限制令的高危性犯罪者共有325人，其中每年预计有50至60人出狱。

程序是这样的：保护观察所所长根据对象者的年龄、健康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判断是否需要限制其居住地。如果认为有必要，便向检察机关申请限制令，检察机关审核后再向法院提出请求。最终由法院作出裁定。这套设计的用意是，不由行政部门随意决定，而要经过司法审查。

法院发出居住限制令时，会在对象者所在广域自治团体范围内，从国家、地方自治团体或公共机构运营的设施中，指定法务部长官确定的「指定居住设施」作为其居所。

在限制居住的同时，性冲动药物治疗也得到了加强。修正案要求检察官对高危性犯罪者必须进行专科医师鉴定，如果认定属于性倒错症患者，则须申请性冲动药物治疗令。接受药物治疗的性犯罪者再犯率为1.3%，而未接受治疗者为10%，这一数据构成了立法依据。

法案设计为一旦在国会通过，将溯及适用于已经出狱的赵斗淳、金根植、朴炳华等人。

5 赞成与反对的分歧

法案不出意料地引发了激烈争论。

赞成方的逻辑很直观：必须保护孩子。对大邱地区138名性犯罪者住所的分析显示，77人（56%）居住在小学500米范围内。对儿童犯下残忍罪行、再犯风险又高的人就住在学校隔壁，国家却袖手旁观，这是不负责任的。

反对方的担忧也不能忽视。有人指出，对已经服刑受罚的人再施加限制属于双重处罚，剥夺宪法保障的居住迁徙自由存在违宪嫌疑。指定设施所在地居民的反对问题，以及实质上等同于再次收监的人身拘束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韩东勋没有回避这场争论。他强调：「每当掠夺性高危性犯罪者出狱，国民有多么不安，我深有体会。韩国版杰西卡法将让国家更有力地惩罚和更严格地管理这些人。」与此同时，他在法案中增加了立法预告后对象性犯罪者可以申请变更居住地的条款，并写入了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应当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内容。

他意识到了违宪争议和人权侵害的担忧，但在孩子的安全这一价值上没有让步。

6 做成「理所当然的事」有多难

2024年1月2日，韩国版杰西卡法通过了国务会议。那时韩东勋刚刚卸任法务部长官。他在任期间构想方案、起草法案、完成立法预告，末尾这道国务会议的关卡，交给了继任者。

2020年12月赵斗淳出狱时，举国愤怒。但光凭愤怒改变不了法律。此后两年多，没有哪届政府、哪位部长把杰西卡法付诸实施。「违宪嫌疑」这四个字挡住了所有尝试。

韩东勋冲破了这四个字。他明知存在违宪争议，仍在制度设计中嵌入法院审查这道安全阀，加上药物治疗作为补充手段，再添加居住地变更申请作为救济程序，使法案达到了平衡。在孩子的安全与犯罪者的基本权利之间，他没有只选一边，而是两边都有考量，但最终的砝码放在了孩子那一边。

325人。从数字上看并不多。但如果这325人中有一个人住在孩子上下学的路上，那么对这个孩子的父母来说，325这个数字毫无意义。待在我孩子身边的那一个人，就是全部。

韩东勋宣布，国家要对这些人逐一管理。没有哪位部长做过的事，他顶着违宪争议推了下去。对强者强硬、保护弱者，他的这条原则贯穿在这部法案之中。

「我是触法少年，你罚不了我」，，沉睡七十年的标准

1 十三岁的孩子持刀行凶也不必坐牢的国家

触法少年。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多数人会一头雾水。用白话说就是：做了违法的事，但因为年龄太小而不受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

韩国刑法规定，不追究未满14岁者的刑事责任。10岁以上不满14岁的青少年，不管是杀人、抢劫还是性侵，都不能送进监狱。取代刑事处罚的是少年法规定的保护处分，包括社会服务、听课命令、保护观察、送入少年院等。

这个标准是1953年刑法制定时确立的，沿用了大约70年。70年前的十三岁和现在的十三岁能一样吗？70年前，连小学都没上过的孩子到处都是。现在的十三岁用着智能手机，通过互联网可以接触世界上所有信息，身体发育接近成人的情况也很常见。然而刑事责任的标准停留在半个多世纪前，一动没动。

问题在于，有人开始钻这个制度的漏洞。

2 「我是触法少年，你能把我怎样」

韩东勋以法务部长官的身份这样诊断这个问题：「有人在积极利用触法少年制度实施犯罪。甚至出现了把触法少年拉来替自己犯案的情况。」

成年犯罪组织把不满14岁的孩子当作犯罪工具。孩子被抓了也不受刑事处罚，所以把危险的角色交给孩子来干。孩子之间流传着一句话：「我是触法少年，警察拿我没办法。」法律为保护孩子而设的制度，反过来把孩子变成了犯罪工具。这是一个讽刺的悖论。

数据呈现出这个现实。触法少年犯罪件数从2017年的7,897件猛增到2021年的12,502件，四年间增长了将近60%。全部少年犯罪中恶性犯罪所占比例也从2005年的2.30%上升到2020年的4.86%，翻了一倍多。恶性犯罪中性犯罪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48.55%飙升至86.22%。

不只是犯罪数量在增加，犯罪的性质也在变化。集体殴打受害者的同时录像上传社交媒体，还向受害者预告下一次施暴。这类凶残犯罪反复发生。社会陷入恐惧，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怒不可遏。但加害者不满14岁，无法将其送上刑事法庭。

3 法务部四个月的审议

韩东勋在2022年6月就任后不久，组建了「触法少年年龄标准现实化工作组」。法务部内部专家、少年司法研究人员和一线实务工作者都参与了进来。工作组的任务有三项：年龄降到几岁；光降低年龄够不够；降低的同时还需要补充什么。

工作组讨论了降到12岁还是13岁，或者是否按罪名分别适用不同标准。尹锡悦总统在竞选时承诺将年龄降低2岁至满12岁，但法务部没有照搬总统的竞选承诺，而是独立审查了合理的标准。

四个月后的10月26日，法务部做出了结论：将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少年年龄从现行14岁下调1岁至13岁。

为什么是13岁而不是12岁？法务部给出了三条依据。一是凶残化的少年犯罪使得保护国民安全迫在眉睫。二是在受到保护处分的触法少年中，13岁的比例约占70%。三是韩国的学制以13岁为界划分小学和初中。

70%这个数字值得细看。触法少年中接受保护处分的孩子，每10人中有7人是13岁。10岁、11岁、12岁加在一起才占30%。犯罪的重心集中在13岁。只要把这一个年龄段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堵住触法少年制度被钻空子的漏洞。

4 不止惩罚，教化与保护并行

韩东勋在这项政策上投入心力最多的，其实不是年龄下调本身，而是与年龄下调同步推出的「少年犯罪综合对策」的其余部分。

韩东勋表示：「仅仅降低刑事未成年人的年龄，作为应对少年犯罪的方案是不够的，我们对此有充分考量。」把孩子送进监狱应当是末尾的手段。在那之前能做的事，以及在那之后该做的事，都需要一并设计。

少年院的待遇得到了改善。原来10到15人一间的少年院生活室改为4人间，伙食标准提高到儿童福利机构的水平。少年院不是刑罚设施，而是教育设施。要让孩子回到社会后不再重蹈覆辙，收容期间的环境至少要保有基本的人的尊严。

教育方面同样加大了力度。法务部与教育部合作，将少年院纳入第一期基础学力保障综合计划，在少年监狱新设了高中同等学力考试必修课程，并决定在首都圈运营以文化课教育为核心的少年专属矫正设施。给失去学习机会的孩子重新打开求学之路。

针对少年性暴力犯开发了定制化心理治疗项目，并引入了受害者视角教育，让施暴少年理解自己的行为给受害者带来了怎样的痛苦。

受害者保护也大幅加强。改进了少年保护程序中对受害者的通知制度，新设了受害者出庭权条款，还为通过社交媒体和电话等电子通信手段禁止加害者接近受害者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前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施暴少年接受保护处分后仍通过社交媒体联系甚至威胁受害者，而现在可以用法律手段予以阻断。

人权保障机制也没有遗漏。废除了对虞犯少年施加长期保护观察和少年院收容等过度保护处分的惯例，新设了少年对法院临时措施裁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降低了处罚的门槛，同时提升了处罚的质量，加强了教化的实效，保护了受害者，连施暴少年的人权也纳入了考量。这是一个多层次的制度设计。

5 反对的逻辑，以及韩东勋的回应

反对这项政策的声音同样不小。国家人权委员会表态「不可取」，明确表示反对。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曾建议将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维持在14岁以上，以及可能批量制造未成年前科者的担忧，是反对方的主要依据。

法务部对此做了清晰的反驳：「国际人权标准在国内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刑事未成年人的年龄因各国文化特性和社会环境不同而各异。」法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刑事未成年年龄低于13岁的国家不在少数。

对于批量制造未成年前科者的担忧，法务部也准备了应对方案。法务部解释：「即便下调触法少年的年龄，绝大多数少年犯仍会像过去一样移送少年法庭处理，只有蓄意杀人犯和恶性犯罪者等极个别情况才会受到刑事处罚。」同时还一并研究了限制查询13岁所犯罪行前科记录的方案，以将就学和就业方面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6 在惩罚与保护之间

韩东勋发布的少年犯罪综合对策，核心在于一个认知：加强惩罚和加强保护并不矛盾。

孩子需要保护。这个原则不会变。但如果以保护之名建立起一套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结构，就会有更多的孩子被利用来犯罪，更多的孩子沦为受害者。制度想保护的恰恰是那些孩子，结果反而把他们推向了危险。这就是悖论。

韩东勋看穿了这个悖论。将年龄降低1岁，看起来像是一个象征性举措。但拿出触法少年中70%集中在13岁这个数据来看，这1岁的差别，从根本上改变了制度的实际效用。

与此同时改善少年院环境、加强教育、引入心理治疗、将受害者保护写入法律，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不是要把孩子关进牢里，而是要把他们送回社会。」

韩东勋表示：「我们集中政策力量应对长期悬而未决的少年犯罪问题，制定了涵盖刑事未成年人年龄调整、矫正教化强化、受害者保护及人权保障改善、基础设施扩充在内的少年犯罪综合对策。」

70年来没有人敢动的标准，经过4个月的实证审查，他提出了修改方案。改的时候也不是一味从重，而是把教化和保护一起纳入了设计。惩罚孩子，但不放弃孩子。这就是韩东勋注入这项政策的理念。

7 种子已经播下，果实尚未结出

然而，这套综合对策至今没有变成法律。

2022年12月，法务部向国会提交了少年法及刑法修正案。大法院法院行政处提出反对意见书，称「难以断定13岁少年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国家人权委员会也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建议等为由，重申了「不可取」的立场。

法院行政处、人权委和在野党的审慎论调叠加，法案在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审查阶段实质上停滞了。整个尹锡悦政府任期内，相关法案始终未能提交全体会议表决。

韩东勋播下的种子重新萌动，是三年之后的事。2025年12月，李在明总统在听取法务部工作汇报时指出：「近来有人以自己属于触法少年为由肆意妄为，要求下调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他指示将此议题纳入国务会议。法务部长官郑成浩也附和道：「涉及毒品或性犯罪的，有必要考虑下调。」

但这一次路途同样不平坦。性平等家庭部长官表态「需要审慎考虑」，事实上持反对立场，政府内部意见分歧明显。如果法务部与性平等家庭部之间的分歧得不到弥合，立法很可能再次搁浅。

另一方面，韩东勋发布综合对策的2022年之后，触法少年犯罪并未停止。触法少年被抓获人数从2021年的11,677人增长到2025年的21,095人，四年间几乎翻了一倍。韩东勋当初警告的「凶残化」正在被数字印证，但能够遏制它的法律工具，依然被锁在70年前的标准里。

2022年，韩东勋第一次把这个问题不是作为政治口号，而是作为有数据和综合对策支撑的政策方案，整理出来放到了公共讨论的桌面上。这个事实不会改变。他设计的综合对策（年龄下调、少年院待遇改善、教育强化、受害者保护法制化），无论日后哪届政府处理这个议题，都将成为起点。种子已经播下。结出果实，是国会和国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