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尔基斯与金羊毛神话之地

要讲述格鲁吉亚的历史，必须回溯到有文字记载之前，回到神话的时代。黑海东岸的格鲁吉亚西部，在古希腊人口中叫做「科尔基斯(Colchis)」。这个名字远不止是一个地理标签，它是古代世界想象力的源泉，是神秘与财富的象征。希腊神话中最恢宏的冒险之一，伊阿宋(Jason)率领阿尔戈英雄(Argonauts)远征寻找金羊毛(Golden Fleece)，最终的目的地正是这片土地。

神话是这样开始的。希腊色萨利地区的王子伊阿宋，为了夺回被篡夺的王位，被叔父指派了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前往据说位于世界尽头的科尔基斯王国，取回金羊毛。伊阿宋召集了当世50位顶尖英雄，乘坐名为「阿尔戈号」的大船横渡黑海。他们抵达的科尔基斯，是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之子埃厄忒斯(Aeëtes)王统治的强大王国。

埃厄忒斯王给伊阿宋出了三道不可能通过的考验：用喷火的公牛耕地，播下龙牙并击败从地里冒出的战士，再从一条永不合眼的巨龙守护下夺取金羊毛。就在此时，国王的女儿、精通魔法的公主美狄亚(Medea)爱上了伊阿宋。美狄亚把魔法药膏和草药交给伊阿宋，助他通过了所有考验，两人一同逃回了希腊。

这个神话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它并非纯粹的虚构。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表明，金羊毛传说反映了古代格鲁吉亚真实存在的习俗。斯瓦涅季(Svaneti)等高加索山区的居民在河流中淘取沙金时，使用的正是羊皮。细密的羊毛纤维能够过滤并截留沉重的金粒。将长时间浸泡在河水中的羊皮提起，在阳光下晾晒，便会呈现出金光闪闪的景象。这就是「金羊毛」传说的起源。

事实上，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这一地区已经存在高度发达的金属工艺和冶金技术。格鲁吉亚西部瓦尼(Vani)地区持续百余年的考古发掘揭示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大量公元前4世纪的神殿饰品、精巧的金项链与手镯，以及青铜雕像相继出土。这些文物证明了当时的科尔基斯是一个何等繁荣的文明。

科尔基斯王国的都城，据推测就是今天格鲁吉亚的第二大城市库塔伊西(Kutaisi)。库塔伊西从约公元前2000年起便有人类居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穿城而过的里奥尼(Rioni)河，正是古希腊人所称的「法西斯(Phasis)」河。沿着这条河流，黑海与内陆之间的贸易十分活跃，与希腊商人的往来频繁。

库塔伊西市中心广场上矗立着2011年建成的「科尔基斯喷泉(Colchis Fountain)」。喷泉以瓦尼遗址等处出土的青铜时代黄金饰品为蓝本，放大制成约30座雕塑作为装饰。狮子造型、骏马雕刻，以及高举酒杯的塔玛达(Tamada，宴席司仪)形象，在喷泉上方喷射着水柱。这些雕塑让人一眼便能领略当时格鲁吉亚人的金器工艺有多么精湛华丽。

美狄亚公主的意义远超一个神话人物。传说她擅长使用草药与毒物。有学者主张，今天英文中「医学(Medicine)」一词便源于美狄亚的名字。这一说法是否属实难以定论。可以确定的是，在古代世界，科尔基斯地区以草药和医术闻名遐迩。黑海沿岸城市巴统(Batumi)的欧洲广场上，一座手持金羊毛的美狄亚铜像巍然矗立。这座雕像以最直观的方式昭示着格鲁吉亚与古代欧洲文明之间的深厚渊源。

科尔基斯的地理环境极为适合古代文明的繁荣。从黑海东岸延伸至高加索山脉西南麓的这片区域，部分地方年降水量高达4000毫米。亚热带雨林与湿地孕育了小麦和黍的种植，也支撑着牛马的畜牧。丰富的铁矿和金矿，加上蜂蜜与木材的出口，使这一地区积累了大量财富。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5世纪留下了关于科尔基斯人的记载。他描述科尔基斯人拥有「黝黑的皮肤和卷曲的头发」，并提及他们与埃及人的相似之处。这段记载的准确性在现代学者之间仍有争议。关键在于，当时的希腊人将科尔基斯视为一片充满异域风情和神秘色彩的土地。

科尔基斯王国在约公元前6世纪开始形成独立的国家形态。自青铜时代晚期起，城市化进程逐步推进；到公元前8世纪，乌拉尔图(Urartu)帝国的文献中已出现「库尔哈(Qulḫa)」这一名称。此后，科尔基斯曾沦为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附庸，又经历了恢复独立的过程。公元前83年被本都(Pontus)的米特里达梯六世吞并，公元前65年又被罗马的庞培征服。

罗马时代，科尔基斯地区建立了多个希腊殖民城市。今天苏呼米(Sukhumi)所在地的狄奥斯库里亚斯(Dioscurias)，波季(Poti)所在地的法西斯(Phasis)都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城市作为黑海贸易的枢纽而繁荣一时。科尔基斯后来演变为拉齐卡(Lazica)王国，在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之间维持着独立的地位。

神话中还隐藏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古希腊和罗马的文献有时将高加索地区与传说中的女战士族群亚马逊人(Amazons)联系在一起。据古代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和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记载，亚马逊族生活在高加索山脉附近。17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旅行者笔记中，也出现了该地区女性善骑马、精通武器并参与战斗的目击描述。可以这样理解：在险峻的山地环境中求生存、抵御外敌的格鲁吉亚女性，她们的刚毅气质与神话交织在一起，代代相传。

科尔基斯文明是格鲁吉亚西部身份认同的根基。今天的格鲁吉亚人视自己为这一古老文明的直系后裔。在库塔伊西的科尔基斯喷泉前拍照留念的游客，在巴统美狄亚铜像下相约见面的恋人，在瓦尼博物馆凝视黄金文物的学生们，他们的目光中都映照着对数千年历史的自豪。这片土地自古以来便承担着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角色。

二、世界最早的基督教国家诞生

构成格鲁吉亚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有两个：一个是葡萄酒，另一个是基督教。格鲁吉亚在公元337年(部分文献记为326年)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亚美尼亚于301年率先确立基督教为国教，格鲁吉亚紧随其后。这一决定发生在罗马帝国313年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之前，或几乎同一时期。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选择。当时格鲁吉亚东部的伊比利亚(Iberia)王国处于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的萨珊波斯的势力范围之内。接受基督教，同时也是一个高明的外交决策：摆脱波斯的文化和政治影响，转而与罗马(拜占庭)帝国结盟。此后近1700年，格鲁吉亚虽被伊斯兰势力环绕，却始终守住了基督教信仰、独立的文字和自身的文化。这一切都得益于那时做出的抉择。

格鲁吉亚的基督教化始于一位女性的奉献。圣尼诺(St. Nino，希腊语作尼娜)是来自卡帕多西亚(今土耳其中部)的女传教者。传说她在梦中得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启示。圣母递给尼诺一个用葡萄藤枝条做成的十字架，命她前往伊比利亚王国(当时东格鲁吉亚的称谓)传播福音。尼诺剪下自己的头发，将两根葡萄藤枝条捆绑成了十字架。

这个「葡萄藤十字架(Grapevine Cross)」的形状不同于普通十字架。十字架的两臂微微下垂，仿佛葡萄藤蔓自然垂落的样子。这种独特造型的十字架，如今已成为格鲁吉亚正教会的标志。它将格鲁吉亚人的信仰与葡萄酒文化融为一体。据传，圣尼诺的葡萄藤十字架原物保存在第比利斯的锡安大教堂(Sioni Cathedral)中。

尼诺到达伊比利亚王国后，先见到王后娜娜(Queen Nana)。王后长期卧病不起。尼诺以祈祷治愈了王后的疾病，深受感动的娜娜随即皈依了基督教。然而国王米里安三世(King Mirian III)并未轻易改变信仰。

转折来得出人意料。米里安三世外出狩猎时，天空骤然暗了下来，四周一片漆黑。国王向自己信奉的神灵祈祷，毫无回应。走投无路之际，他向尼诺所信奉的神祈祷。光明随即恢复。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米里安三世接受了基督教，并很快将其定为国教。

这个故事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后世附加的传说，已难以考证。可以确认的是，4世纪初叶，伊比利亚王国确实将基督教立为国教。米里安三世派遣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请求援助修建教堂，拜占庭帝国则派来了神职人员和教堂建筑工匠。

基督教传入格鲁吉亚的历史舞台，就是姆茨赫塔(Mtskheta)。这座城市位于第比利斯以北约20公里处，是格鲁吉亚的旧都。格鲁吉亚人称姆茨赫塔为「第二个耶路撒冷」。整座城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姆茨赫塔的中心矗立着11世纪重建的斯维特斯哈维利大教堂(Svetitskhoveli Cathedral)。「斯维特斯哈维利」在格鲁吉亚语中意为「赐予生命的柱子」。这个名字背后有一段传说：据说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所穿的圣袍(Robe of Christ)就埋葬在这里。

传说是这样的：姆茨赫塔出生的犹太人埃利奥兹(Elioz)在耶路撒冷目睹了耶稣的受刑。他从罗马士兵手中买下了耶稣的衣袍，带回了故乡。埃利奥兹的姐妹西多尼亚(Sidonia)一触到那件衣袍，便被神圣的感动所笼罩，当场气绝身亡。人们无法将衣袍从她手中取下，最终西多尼亚连同圣袍一起下葬。后来，坟墓上长出一棵巨大的杉树，人们用这棵树制成柱子，在上面建起了教堂。

斯维特斯哈维利大教堂是历代格鲁吉亚国王举行加冕典礼的场所，国王的葬礼也在这里举行。对格鲁吉亚人来说，这座教堂不只是一座宗教建筑，而是民族的心脏、最为神圣的殿堂。

斯维特斯哈维利大教堂(Svetitskhoveli Cathedral)

在俯瞰姆茨赫塔的山顶上，坐落着建于6世纪的季瓦里修道院(Jvari Monastery)。「季瓦里」在格鲁吉亚语中意为「十字架」。相传圣尼诺最初竖立巨型木十字架的地方就在这里。据说当时那个位置原本有一座异教神殿。

从季瓦里修道院俯瞰的景色，被公认为格鲁吉亚最具标志性的画面。库拉河(格鲁吉亚语称姆特克瓦里，Mtkvari)与阿拉格维(Aragvi)河的交汇处尽收眼底。两条河水颜色不同，即使在汇合处也有好一段并行流淌、互不相融。19世纪俄国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望见这幅景色后，写下了长篇叙事诗『姆茨里(Mtsyri)』。

格鲁吉亚基督教的发展中，有一群不可忽略的人物：6世纪从叙利亚前来的「十三位亚述教父(Thirteen Assyrian Fathers)」。他们在格鲁吉亚各地建立修道院，将基督教传播到偏远地区。大卫·加雷贾(David Gareja)便是其中一位圣大卫所创建的修道院建筑群。这座位于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边境地带的

修道院，是在荒漠般干旱的岩山上凿洞而建的。据说鼎盛时期曾有5000名修士在此居住。

格鲁吉亚西部的基督教化比东部稍晚。4世纪末至6世纪之间，拉齐卡(Lazica)王国(科尔基斯的延续)接受了基督教。这一地区与拜占庭帝国关系更为密切，深受希腊正教的影响。

5世纪，格鲁吉亚的基督教面临了严峻考验。萨珊波斯强迫格鲁吉亚人改信琐罗亚斯德教。瓦赫坦格一世·戈尔加萨利(Vakhtang I Gorgasali)国王奋起反抗。他将第比利斯定为首都，并努力确保格鲁吉亚正教会的独立地位(自治教会，Autocephaly)。格鲁吉亚正教会此后数百年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保持联系，约在5世纪(或稍后)获得了自治教会的地位。

宗教迫害的历史反而使格鲁吉亚人的信仰更加坚定。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入侵(7世纪以后)、蒙古人的统治(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与萨法维波斯的压迫(15至18世纪)，在这些漫长的苦难中，格鲁吉亚人像守卫堡垒一样守护着教堂。每逢战争，教堂就成为危难中的避难所，也成为藏匿圣物和财宝的保险库。

走进第比利斯老城区，在狭窄的巷弄间可以看到多种宗教设施和平共处的景象。格鲁吉亚正教会教堂、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天主教堂、犹太教会堂，以及伊斯兰清真寺，彼此相距不过几分钟步行路程。这是数百年来延续至今的宗教包容精神的见证。

今天，格鲁吉亚超过80%的人口是正教会信徒。每逢周日，各教堂都挤满了全家出动的信众。洗礼、婚礼、葬礼，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教会相伴。基督教对于格鲁吉亚人而言，不仅是一种宗教，而是1700年来将民族凝聚为一体的身份认同本身。

三、塔玛尔女王的黄金时代与蒙古入侵

如果问格鲁吉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是什么，格鲁吉亚人会异口同声地回答：11世纪末至13世纪初延续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在那个时期，格鲁吉亚掌握了整个高加索地区的霸权，统治着从黑海到里海的辽阔疆域。文化艺术蓬勃绽放，格鲁吉亚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也在这一时期诞生。

开启黄金时代的人物是大卫四世(David IV，1073~1125)，人称「阿格马谢内贝利(Aghmashenebeli)」，即「建设者」。他登基时，格鲁吉亚在塞尔柱突厥的侵袭下满目疮痍。国土大片沦陷，连首都第比利斯也处于伊斯兰势力的控制之下。

大卫四世重建军事力量，整顿内政。他将钦察突厥游牧民迁入格鲁吉亚，编入军队充当核心战力。1121年8月12日，大卫四世在第比利斯附近的迪德戈里(Didgori)与塞尔柱突厥联军展开决战。敌军兵力超过格鲁吉亚军的四倍。然而凭借大卫四世的战术才华和格鲁吉亚将士的英勇，这场仗以大胜告终。格鲁吉亚人称之为「奇迹般的胜利(Dzlevai Sakvirveli)」。

迪德戈里大捷翌年，即1122年，大卫四世终于收复了第比利斯。时隔400年，格鲁吉亚的首都重新回到了格鲁吉亚人手中。他并未止步于征服，而是投身于建设。他在库塔伊西附近创建了格拉特修道院(Gelati Monastery)，将其培育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教育机构和科学、哲学中心。据说格拉特修道院的学术地位堪比「雅典学院」。

大卫四世的孙女便是塔玛尔女王(Queen Tamar，约1160~1213)。在她统治时期(1184~1213)，格鲁吉亚迎来了有史以来的鼎盛。塔玛尔是格鲁吉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君主。她的父亲格奥尔基三世(Giorgi III)为了让女儿继承王位，在生前便任命她为共治者。

女性登基为王，自然遭到贵族阶层的反对。塔玛尔却以卓越的智慧、高超的外交手腕和军事领导力压服了反对派。格鲁吉亚人不称她为「女王(Queen)」，而称她为「国王(King，格鲁吉亚语Mepe)」。格鲁吉亚语中表示君主的词汇本身不区分性别。这一称呼背后，承载的是对她所拥有的绝对权威与过人才能的认可。

塔玛尔的第一次婚姻出于政治考量。她嫁给了来自基辅罗斯(今乌克兰)的尤里·博戈柳布斯基(Yuri Bogolyubsky)公爵，但这段婚姻并不幸福。尤里生活放荡，塔玛尔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与丈夫离婚。

中世纪时期,一位女性,而且是君主,主动向丈夫宣布离婚,这在当时极为罕见。她的第二任丈夫是来自奥塞梯的大卫·索斯兰(David Soslan),这一次婚姻十分美满。

在塔玛尔女王的统治下,格鲁吉亚的疆域扩张到了历史最大范围。今天的土耳其东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部分地区,乃至伊朗北部,都曾处于格鲁吉亚的势力范围之内。1204年,她趁第四次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引发的混乱,出手支持建立了特拉比松(Trebizond)帝国。特拉比松王朝的统治者是塔玛尔的亲属,该帝国实际上充当了格鲁吉亚的附属国。

军事上的胜利接连不断。1202年巴西亚尼(Basiani)战役中,格鲁吉亚军对塞尔柱突厥苏丹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210年又挺进到阿尔达比勒(Ardabil)。格鲁吉亚军一度威胁到大不里士(Tabriz)。这一时期的格鲁吉亚,是名副其实的高加索霸主。

塔玛尔女王时代不只是军事扩张的时代,也是文化鼎盛期。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是肖塔·鲁斯塔韦利(Shota Rustaveli)的史诗《虎皮武士(Vepkhistkaosani, The Knight in the Panther's Skin)》。这部作品歌颂人类之爱、友谊与爱情,被公认为格鲁吉亚文学史的巅峰之作。它的献词对象正是塔玛尔女王。

鲁斯塔韦利在作品中描绘了理想君主的形象。这里引用其中一句广为流传的诗句。

「狮子的幼崽就是狮子,无论雌雄。」

这句诗被认为暗指塔玛尔女王,传递的信息是:真正的领袖应以能力而非性别来评判。

建筑方面同样成就斐然。为了防御南部边境,工匠们在悬崖上开凿出巨大的洞穴城市瓦尔齐亚(Vardzia),并在这一时期竣工。瓦尔齐亚绝非一座普通要塞,而是一座拥有连接洞穴的隧道与阶梯、教堂与礼拜堂、仓库与灌溉设施的综合城市。据传最多可容纳五万人。瓦尔齐亚的圣母升天教堂中至今保存着一幅塔玛尔女王生前面貌的湿壁画,这是少数能够一窥她真实相貌的历史资料之一。

1213年,塔玛尔女王去世。她的墓地位置至今仍是一个谜。据说为了防止外敌侵扰,她被秘密安葬。格拉特修道院(Gelati)是最常被提及的候选地点,但尚无定论。

塔玛尔去世后,王位由其子格奥尔基四世(Giorgi IV Lasha)继承。辉煌的黄金时代行将落幕,因为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征服者正从东方逼近。

1220年代,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抵达高加索地区。1221年蒙古先锋部队首次进攻格鲁吉亚时,格奥尔基四世在战斗中负伤,次年便去世了。王位传给了塔玛尔的女儿鲁苏丹(Rusudan)。

1226年,花剌子模王朝的苏丹扎兰丁(Jalal ad-Din)为逃避蒙古追击一路西逃,途中攻陷了第比利斯。他占领城市后,对居民施以残酷的考验:在库拉河的桥上摆放圣像(Icon),威胁格鲁吉亚人说,只要踩踏圣像走过去就饶其一命。这实质上是要求他们放弃基督教信仰。传说十万格鲁吉亚人宁死不屈,选择了死亡,河水因此被染红。这一事件以「十万殉道者之桥」这个悲壮的名字被后人铭记。历史真伪虽难以考证,但这个故事已成为格鲁吉亚人信仰与抵抗精神的象征。

1236年,蒙古大军发动全面入侵。1243年,鲁苏丹女王向蒙古投降,以纳贡为条件保住了王位。格鲁吉亚沦为蒙古帝国的附庸。人口锐减,城市和修道院遭到破坏,经济全面崩溃。

14世纪曾短暂出现复兴的迹象。格奥尔基五世(Giorgi V,绰号「光明王」)在位的1314至1346年间,趁蒙古势力衰落之机恢复了独立并重新统一了疆土。但这段复兴也未能持久。

1386年至1403年间,中亚征服者帖木儿(Tamerlane)先后八次入侵格鲁吉亚。帖木儿的破坏比蒙古更为惨烈。城市被焚毁,人民遭屠杀,文物被掠夺。瓦尔齐亚洞穴城市也在此期间遭受重创,地震叠加侵略的双重打击,使大量洞穴坍塌。

帖木儿入侵之后,格鲁吉亚再也未能恢复为统一的王国。15世纪后半叶,格鲁吉亚分裂为多个小王国和公国:东部的卡尔特利(Kartli)和卡赫季(Kakheti),西部的伊梅列季(Imereti),以及山区的斯瓦涅季(Svaneti)、萨梅格列罗(Samegrelo)等,各自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存续。

分裂的格鲁吉亚不得不在两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和萨法维波斯之间艰难周旋。两个帝国围绕格鲁吉亚争夺不休,格鲁吉亚人在这一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人口外流、奴隶贸易、强制改宗,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但格鲁吉亚人没有消亡。他们在深山中修筑了名为「科什基(Koshki)」的防御塔楼,守护着教堂,保存着信仰与语言。斯瓦涅季等偏远的山村,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中世纪的文化,成为一座座时间胶囊。

塔玛尔女王的时代,是格鲁吉亚人心中永远无法忘却的荣耀记忆。那个时代一去不返,但那份记忆在此后数百年的苦难中,始终扮演着将民族凝聚在一起的精神支柱。今天,格鲁吉亚的街道、广场、学校和企业中随处可见塔玛尔的名字。格鲁吉亚货币上也印有她的肖像。黄金时代的女王,至今仍活在格鲁吉亚人的心中。

四、俄罗斯帝国与苏维埃的阴影

在奥斯曼土耳其和萨法维波斯(伊朗)的威胁下孤立了数百年的格鲁吉亚,为求生存向北方的基督教大国俄罗斯伸出了手。他们期望同属东正教的俄罗斯能保护格鲁吉亚免受伊斯兰势力的侵害。然而这一选择,却将格鲁吉亚的命运推入了另一场悲剧与动荡之中。

18世纪后半叶,格鲁吉亚已极度衰弱。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持续入侵、内部分裂、人口减少,使国家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统治东格鲁吉亚卡尔特利-卡赫季(Kartli-Kakheti)王国的埃雷克勒二世(Erekle II),试图通过与俄罗斯结盟寻找出路。

1783年,埃雷克勒二世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签订了格奥尔基耶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Georgievsk)。根据条约,格鲁吉亚接受俄罗斯的保护,作为交换将外交权委托给俄罗斯。格鲁吉亚保留内政自治权,但对外关系须经由俄罗斯处理。埃雷克勒二世相信,这份条约能同时保障格鲁吉亚的独立与安全。

现实却并非如此。1795年,波斯的阿迦·穆罕默德汗(Agha Mohammad Khan)率大军入侵格鲁吉亚。他攻占了第比利斯,将城市彻底摧毁。数万居民遭到屠杀或被掳为奴隶,整座城市化为废墟。按照条约,俄罗斯本应提供军事支援,但俄军始终没有出现。

埃雷克勒二世望着满目疮痍的首都,陷入了绝望。他于1798年去世,继位的格奥尔基十二世(Giorgi XII)对俄罗斯的依赖更深。格奥尔基十二世试图以将格鲁吉亚并入俄罗斯帝国为代价,换取王室地位的保障。然而1800年他去世后,俄国沙皇帕维尔一世(随后是亚历山大一世)在未与格鲁吉亚王室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了吞并。

1801年(部分文献记载为1802年),俄罗斯帝国正式吞并了卡尔特利-卡赫季王国。格鲁吉亚的王统就此断绝。巴格拉季奥尼王朝的王族被流放至俄罗斯或置于监视之下。1810年,西格鲁吉亚的伊梅列季王国也被吞并,此后古利亚(Guria)、萨梅格列罗(Samegrelo)、斯瓦涅季(Svaneti)等地区相继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

俄罗斯的统治压制了格鲁吉亚的民族认同。1811年,俄罗斯帝国剥夺了格鲁吉亚正教会的独立地位(自主教会,Autocephaly),将其置于俄罗斯正教会之下。格鲁吉亚语被俄语取代,成为强制推行的官方语言。格鲁吉亚贵族们抵抗俄罗斯化政策,

却遭到武力镇压。1832年,一场大规模反叛密谋败露,参与者被处决或流放西伯利亚。

俄罗斯帝国将格鲁吉亚作为向南扩张的前哨基地。通过高加索战争(1817~1864),先后征服了车臣、达吉斯坦等北高加索地区,又从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夺取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地区。在这一过程中,连接第比利斯与俄罗斯弗拉季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军用公路(Georgian Military Highway)应运而生。这是一条为运送军队和物资而修建的战略公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条公路今天已成为格鲁吉亚最美的旅游线路。

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并非全是负面影响。欧洲文化的传入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担任俄皇代理人(Viceroy)驻地的第比利斯引入了欧式建筑与文化,逐渐具备了「东方巴黎」的风貌。铁路铺设了,学校和剧院建起来了。

19世纪后半叶,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运动开始萌芽。伊利亚·恰夫恰瓦泽(Ilia Chavchavadze, 1837~1907)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他身兼诗人、记者和政治活动家,引领了格鲁吉亚语言和文化的复兴。他有一句著名的口号。

「埃纳(Ena,语言),马穆利(Mamuli,祖国),萨尔茨穆内巴(Sartsmuneba,信仰)」

语言、祖国、信仰,这是对格鲁吉亚民族认同核心的宣言。恰夫恰瓦泽毕生致力于格鲁吉亚语文学的发展、农民教育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于1907年遇刺身亡,关于幕后主使众说纷纭,但他的民族主义活动对某些势力构成了威胁,这一点毋庸置疑。格鲁吉亚正教会于2012年将他册封为圣人。

1917年俄国革命为格鲁吉亚打开了新的窗口。1918年5月26日,格鲁吉亚宣布独立,成立了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Georgian Democratic Republic),这是欧洲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之一。由诺伊·若尔达尼亚(Noe Zhordania)领导的政府保障了妇女选举权,确立了新闻自由,并推行了土地改革。独立的格鲁吉亚获得了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承认。

然而这段独立极为短暂。1921年2月,红军入侵格鲁吉亚。苏维埃俄国以支援格鲁吉亚境内布尔什维克起义为名,但实际上是正规军的直接侵略。格鲁吉亚军英勇抵抗,却寡不敌众。3月,格鲁吉亚政府放弃首都,退至巴统,随后流亡海外。

格鲁吉亚成为苏维埃联盟的一员。起初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一同归入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TSFSR),1936年起则作为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Georgian SSR)成为独立的联盟加盟共和国。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本名约瑟布·朱加什维利)出生在格鲁吉亚的哥里(Gori)。斯大林的母语是格鲁吉亚语,他在格鲁吉亚正教会的神学院接受过教育。然而他对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持敌视态度。在他的统治下,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成为大清洗(Great Purge)的对象。1930年代,大批作家、艺术家、政治家和神职人员被处决,或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强制劳动营(古拉格)。

苏维埃时期,格鲁吉亚经历了急速的工业化。铁路和工厂拔地而起,文盲率下降,巴统成为石油出口的重要据点。但这些发展伴随着对语言文化的压制、宗教迫害和政治高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鲁吉亚人的牺牲极为惨重。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七十万人参战,其中超过三十万人阵亡。多位格鲁吉亚籍将领在苏军重大战役中担任指挥。

斯大林去世(1953年)后,格鲁吉亚爆发了复杂的情绪冲突。1956年赫鲁晓夫启动批判斯大林运动,第比利斯随即爆发大规模示威。示威者中一部分为斯大林辩护,另一部分则提出了民族主义诉求。苏军开枪镇压,数十人丧生。

1970年代,民族抗议运动仍在继续。1978年,苏联政府试图取消格鲁吉亚语的官方语言地位,数千人涌上街头抗议。苏联政府最终做出让步。这次胜利成为格鲁吉亚人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

哥里至今仍保留着斯大林博物馆。馆内陈列着他出生时的小木屋、专用列车,以及展示其生平的展品。参观者的心情往往是复杂的。对格鲁吉亚人来说,斯大林介于「小国格鲁吉亚走出的世界级领袖」这份自豪,与「屠杀数百万人的独裁者」这种耻辱之间。这种矛盾的情感,因世代不同、政治立场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1980年代末,随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政策(改革重组与公开化),苏联解体的趋势日益明显,格鲁吉亚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愈演愈烈。1989年4月9日,第比利斯的鲁斯塔韦利大街上爆发了要求独立的和平示威。苏军以武力进行了镇压,用工兵铲殴打示威者并施放毒气。21人遇难,死者大多是年轻女性。这场悲剧被称为「四九惨案」,成为格鲁吉亚独立运动决定性的催化剂。

1991年4月9日,格鲁吉亚宣布独立,成为苏联解体前最早脱离的加盟共和国之一。首任总统是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Zviad Gamsakhurdia)。

独立之后的道路并不平坦。加姆萨胡尔季阿政府无视民主程序,表现出威权倾向。1991至1992年爆发内战,他被赶下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前苏联外交部长)掌握了政权。经济全面崩溃,犯罪和腐败横行。

在阿布哈兹（Abkhazia）和南奥塞梯（South Ossetia）地区，分离主义战争接连爆发。俄罗斯介入冲突，为分离势力提供支持。1992至1993年阿布哈兹战争的结果，多达25万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世代生活的家园，沦为国内流离失所者。

2003年，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府，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就任总统。他推行激进改革，大力铲除腐败，推动经济增长。然而2008年8月，围绕南奥塞梯问题，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爆发战争。五天交战，格鲁吉亚军队战败，俄罗斯随即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为独立国家。俄军至今驻扎在这两个地区，格鲁吉亚约20%的领土实际上处于被占领状态。

在南奥塞梯附近，一种被称为「蠕动边界（Creeping Border）」的现象延续至今：铁丝网一寸一寸地向格鲁吉亚一侧推进。新闻里时常出现这样的报道：农民一觉醒来，发现自家的葡萄园已经被圈进了占领区。

格鲁吉亚一直以加入欧盟（EU）和北约（NATO）为目标，推动与西方社会的融合。2024年，格鲁吉亚获得了欧盟候选国地位，但围绕现任政府的政策走向，国内外争论不断。格鲁吉亚各地悬挂的欧盟旗帜和乌克兰国旗，诉说着格鲁吉亚人渴望摆脱俄罗斯阴影、赢得完整自由、成为欧洲一员的炽烈心愿。

格鲁吉亚的历史，是一部在强国夹缝中不断求存的抗争记录。波斯与奥斯曼，蒙古与帖木儿，俄罗斯帝国与苏维埃联邦。无数征服者的铁蹄踏过这片土地，格鲁吉亚人却守住了自己的语言、信仰和文化。一个小而不屈的民族，他们的史诗今天仍在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