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是一片拥有葡萄酒、雪山和五千年文明荣光的土地。游客们在第比利斯的硫磺温泉中消解疲惫,沉醉于卡赫季的克韦夫里陶罐酒,在高加索壮丽的风景前发出赞叹。但这些美丽风景的背后,隐藏着格鲁吉亚社会面临的深层裂痕。年轻人为寻找工作离开故乡,宗教与人权之间爆发激烈冲突,过去的幽灵仍在当下徘徊。这一章要看的,是格鲁吉亚社会的肌理。统计数字背后的人,他们的声音和困惑。

一、青年失业与人口外流危机

(1) 增长了,就业却没跟上的悖论

格鲁吉亚的经济增长率并不差。2023年和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上升。游客涌入,外国投资增加,城市各处拔起新楼。可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经济在增长,年轻人的生活却没有好转。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

截至2024年,格鲁吉亚整体失业率为13.9%。光看这个数字,似乎比前一年有所改善。但真正的问题在别处。15岁到29岁的青年中,既不接受教育、也不参加职业培训、也没有工作的人,占到24.1%。这类人被称为「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欧盟平均值是11%,格鲁吉亚是它的两倍还多。

数字揭示的现实冷酷无情。格鲁吉亚每四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连准备未来的机会都没有。大学毕业后从事与专业无关的低薪服务业,或者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依赖父母过日子。这种状况持续一年、两年,人就会失去希望。失去希望的人会离开。

(2) 技能与教育的错位

经济在增长,工作岗位为什么不增加?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深蒂固的问题是「技能错配(Skills Mismatch)」,也就是企业需要的能力和求职者拥有的能力对不上。

第比利斯的IT企业找不到程序员,急得团团转。巴统的酒店很难招到外语流利的服务人员。可大学里还在用几十年前的教

科书上理论课。产业界和教育机构之间没有对话。企业抱怨「找不到能用的人」,毕业生哀叹「没有工作」。两边说的都对,两边又都没触及问题的根本。

格鲁吉亚政府制定了2024年至2030年的职业教育(VET)战略,计划培养技术人才,把产业现场和教育现场连接起来。但业界反应冷淡。民营企业不愿参与职业培训项目。培训设施陈旧,教学课程跟不上市场变化。政策停留在纸面上,年轻人站在街头。

(3) 离开的人们,空掉的村庄

没有工作,人就会去有工作的地方。先是从农村到城市。格鲁吉亚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集中在首都第比利斯。地方城市在衰落,山区村庄在变空。去斯瓦涅季或图谢季这样的山区旅行,很容易在美丽风景中发现废弃的房屋。曾在那些房子里长大的年轻人,已经去了城市,或者去了国境之外。

在城市也找不到机会的人,走得更远。根据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Geostat)的数据,2023年出境人数为245,064人,比前一年几乎翻了一倍。净流出,即

离开的人减去回来的人,是71,584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占62.2%。

还有更令人震惊的数据。0岁至19岁年龄段的净流出达到63,567人。这不是年轻人独自离开,而是带着幼小子女的整个家庭在离开格鲁吉亚。未来的一代正在整体流失。

(4) 通往欧洲的紧急出口

为什么要走?最直接的原因是钱。格鲁吉亚的平均月薪在800欧元到900欧元之间,折合韩元约120万左右。在德国或英国工作,能挣到三倍、四倍。同样的劳动,回报截然不同。

二十六岁的达维特毕业于第比利斯国立大学经济系,2024年去了德国。他留下了这样一番话:

「在格鲁吉亚,工资交完房租就什么都不剩了。住在父母家攒钱吧,也没钱可攒。在德国干三年,就能在第比利斯买一套小公寓。我不想离开家乡,但没有别的选择。」

对达维特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欧盟(EU)不是什么政治理想,而是生存的紧急出口。格鲁吉亚加入欧盟,就可以免签在欧洲任何地方工作。学位得到承认。机会的大门打开。所以欧盟加入问题不只是政治争论,更是年轻人迫切的诉求。

(5) 侨汇经济的两面

在海外的格鲁吉亚人寄回家乡的钱,也就是海外侨汇(Remittances),是格鲁吉亚经济的重要支柱。超过一百万格鲁吉亚人在海外工作,给家人汇钱。老父母靠这笔钱生活,弟弟妹妹靠它交学费,家人靠它修缮房屋。

但侨汇经济也有阴暗面。父母为了挣钱去了海外,孩子就由祖父母抚养,家庭结构随之瓦解。依赖侨汇的家庭,有时也会丧失经济自立的意愿。「反正国外会寄钱来」,这种想法会消磨创业和就业的动力。

从国家层面看,问题更严重。高学历、高技能的人才流失,国内产业的创新能力就会下降。纳税人减少,政府财政就会削弱。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养老金和福利体系的负担就会加重。年轻人走了,老年人留下,这样的社会会失去活力。

(6) 政治动荡逼走年轻人

不光是经济原因。2024年以后格鲁吉亚政治局势急剧恶化,青年外流进一步加速。执政党「格鲁吉亚之梦」通过了「外国代理人法」,并宣布中止欧盟加入谈判,梦想欧洲未来的年轻一代深受冲击。

「我们的政府把通往欧洲的门关上了。那我们只能自己去打开那扇门。拿签证也好,拿奖学金也好,无论如何都要去欧洲。」

说这话的是二十二岁的大学生玛丽亚姆。她正在学德语,毕业后打算申请德国的研究生院。没想过回来。

这样的年轻人越多,格鲁吉亚失去的未来就越多。人口学家警告,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50年格鲁吉亚人口可能跌破三百万。一个小国,正在变得更小。

(7) 与韩国的比较:熟悉的问题,不同的语境

韩国读者读到这里大概不会觉得陌生。青年失业、首都圈集中、地方消亡、低生育率,和韩国正在经历的问题惊人地相似。只是语境不同。

韩国的年轻人挤向大企业和公务员考试。格鲁吉亚的年轻人跨过国境。韩国的地方人口被首尔吸走。格鲁吉亚的地方人口被第比利斯吸走,而第比利斯的人口又被欧洲吸走。韩国是分裂国家,却是世界前十的经济体。格鲁吉亚20%的领土被俄罗斯占领,作为一个小国在为生存而奋斗。

但根本的问题是一样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的国家,还有未来吗?格鲁吉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韩国也有必要关注。

二、LGBTQ+权利与宗教保守主义的冲突

(1) 两面旗帜在街头相遇

第比利斯市中心的鲁斯塔韦利大道是格鲁吉亚历史的现场。1989年苏联坦克在这里碾压市民,2003年玫瑰革命从这里开始,2024年反对「外国代理人法」的抗议在这里爆发。在这条街上,两面旗帜时而迎面相遇。

一边,彩虹旗飘扬。要求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的年轻活动人士喊着「爱就是爱」「停止歧视」。对面,举着十字架和圣像的人群高呼「守护传统」「保卫家庭」。警察在两个群体之间竖起路障。气氛紧绷。

这一幕呈现了当代格鲁吉亚社会最尖锐的裂痕。LGBTQ+权利问题不只是人权议题,它关乎格鲁吉亚该往何处去,什么该守住、什么该改变这一根本性的冲突。

(2) 法律变了:2024年「家庭价值」立法

2024年9月,格鲁吉亚议会通过了「家庭价值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一揽子法案。赞成84票,反对0票。在野党议员没有参加表决。

这部法律的内容如下:

禁止同性伴侣收养儿童。禁止性别变更,即禁止更改法定性别。禁止在教育场所和媒体上传播LGBTQ+相关信息。骄傲游行(Pride),即性少数群体自豪游行,事实上被列为非法。

执政党「格鲁吉亚之梦」声称,这项法案是为了保护格鲁吉亚的传统和家庭,使其免受「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pseudo-liberal ideology)」的侵蚀。比济纳·伊万尼什维利总裁说,「西方正将LGBTQ+宣传作为加入欧盟的条件强加于人」。政府官员强调,「必须捍卫格鲁吉亚的身份认同和东正教信仰」。

欧洲法律咨询机构威尼斯委员会(Venice Commission)警告,这部法律不符合欧洲及国际人权标准。欧盟表示,这项立法将成为加入谈判的严重障碍。格鲁吉亚政府无视这些批评,强行推动法案通过。

(3) 东正教的阴影

要理解格鲁吉亚的LGBTQ+问题，必须先了解格鲁吉亚东正教会（Georgian Orthodox Church）的地位。

格鲁吉亚是世界上第二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四世纪初，圣女尼诺（Saint Nino）将基督教传入格鲁吉亚，此后1700年间，东正教与格鲁吉亚人的身份认同密不可分。蒙古入侵、波斯统治、苏联的宗教压迫，无论经历什么，东正教始终是将格鲁吉亚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

时至今日，格鲁吉亚国民中80%以上是东正教信徒。民调显示，格鲁吉亚东正教会获得的信任度远高于总统、议会和军队。大牧首伊利亚二世（Patriarch Ilia II）被称为「格鲁吉亚之父」，享有绝对的尊崇。

问题在于，东正教会在社会和政治议题上同样拥有强大的话语权。教会将同性恋定性为罪恶，把性少数群体权利的扩展视为「西方的文化入侵」。教会的立场对政治人物产生巨大影响。想赢得选举，就必须争取教会支持，至少不能招致教会反对。

(4) 暴力的记忆：第比利斯骄傲游行

2021年7月5日，第比利斯原定举行一场骄傲游行。性少数人权团体准备了一次和平游行。

那天早上，数千名身穿黑衣的人涌上街头。有人穿着神职人员服装，有人举着极右民族主义团体的旗帜。他们高喊「保护我们的孩子」「阻止LGBT」，朝骄傲游行会场进发。

暴力爆发了。手持彩虹旗的人遭到殴打。约50名正在采访的记者被袭击。一名摄像师被严重殴打，几天后不治身亡。警方未能提供充分保护。骄傲游行被迫取消。

2023年类似的事件再次上演。每当有活动计划公布，暴力威胁便接踵而至，主办方无法保障参与者安全，只得缩小规模或直接取消。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批评格鲁吉亚政府未能保障性少数群体的安全。对暴力施害者的调查和惩处极为不力。高级公职人员发表恐同言论也不会受到任何制裁。

(5) 站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年轻人

格鲁吉亚社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因世代而异。

在老年群体和农村地区，对同性恋的排斥根深蒂固。有民调显示84%的国民反对同性关系。在他们眼中，性少数群体权利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被视为「从西方传来的堕落」。

城市里的部分年轻人则持不同看法。他们通过互联网与世界相连，重视多元与人权。第比利斯大学城附近有对性少数群体友好的咖啡馆和俱乐部。电子音乐俱乐部巴西亚尼（Bassiani）就是其中的标志。在那里，年轻人不论性别、性取向，一起享受音乐和舞蹈。

但这样的空间仅限于第比利斯的一隅。走出城市，氛围截然不同。在农村，一旦同性恋身份暴露，可能被家人抛弃、被村庄驱逐。许多性少数群体隐藏自己的身份生活。有人迫于婚姻压力与异性结婚。

(6) 沦为政治工具的人权

令人痛心的现实是，性少数群体问题已沦为政治工具。

执政党「格鲁吉亚之梦」为了动员保守选民，积极打反LGBTQ+牌。「我们捍卫格鲁吉亚的传统」「绝不屈服于西方压力」，靠这样的口号赢得选票。他们将欧盟入盟条件与性少数群体权利挂钩，给亲西方公民社会贴上「外国代理人」和「传统破坏者」的标签。

反对党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难辞其咎。部分反对党政客担心在选举中失利，对倡导性少数群体权利态度消极。「可能丢选票」的算计压过了原则。

最终受害的，是那些真正遭受歧视和暴力的性少数群体公民。他们的生活成了政治博弈的筹码。

(7) 站在欧洲的门槛上

LGBTQ+权利问题也影响着格鲁吉亚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欧盟将人权、民主和法治作为入盟条件，禁止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是其中一项。2024年的反LGBTQ+立法与欧盟的价值观正面冲突。欧盟委员会警告，这项法案将成为入盟谈判的严重障碍。

格鲁吉亚政府以「内政问题」回应。但欧盟不会因为内政之名就对人权问题网开一面。波兰和匈牙利推动类似立法时，欧盟予以强烈批评并实施了制裁。

格鲁吉亚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要成为欧洲的一员，就必须接受欧洲的价值观。以捍卫传统为名将歧视正当化，欧洲的大门就会关闭。而这个抉择不只属于政府，它需要整个社会的共识。

(8) 与韩国的比较

在韩国，性少数群体人权同样是激烈争论的焦点。每年首尔和多个城市举办酷儿游行，反对集会也同步进行。围绕制定综合反歧视法的争论已持续多年。基督教保守势力强烈反对，人权团体则力促立法。

格鲁吉亚与韩国的共同点在于，宗教和传统在这场争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之处在于，韩国的暴力事件相对较少，针对性少数群体的法律限制尚未出台。韩国的性少数群体遭受歧视，但议会并未像格鲁吉亚那样通过明确的压迫性法案。

两国的这一议题都折射出代际冲突、宗教与世俗的张力，以及对社会变革速度的分歧。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仍在书写之中。

三、斯大林：来自哥里的独裁者，复杂的目光

(1) 哥里，独裁者的故乡

从第比利斯向西驱车一小时，有一座叫哥里（Gori）的城市。人口约5万，是个小城。2008年俄格战争期间，这里曾被俄军占领，留下了一段伤痛的历史。

让哥里闻名于世的，是20世纪历史上一位被称为巨人或怪物的人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Ioseb Besarionis dze Jughashvili）。世人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斯大林（Stalin）。

哥里市中心坐落着斯大林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建于1957年，陈列着斯大林的故居、遗物、照片，以及他生前使用的专列车厢。每年数万名游客前来参观。纪念品商店里出售印有斯大林头像的T恤、马克杯和葡萄酒标签。

外国游客往往感到困惑。一位杀害了数千万人的独裁者，他的脸被印在商品上出售，他的故居如同圣地般被保存着。「这怎么可能？」这个问题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2) 英雄还是屠夫

对格鲁吉亚人而言，斯大林是一个承载复杂情感的存在。

一方面，斯大林是骄傲。一个穷鞋匠的儿子，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纳粹德国。一个来自格鲁吉亚小国的人号令天下，这让部分格鲁吉亚人生出民族自豪感。

2023年高加索研究资源中心（CRRC）与Zinc Network的联合调查中，37%的受访者同意「每个格鲁吉亚爱国者都应为斯大林感到自豪」这一表述。也就是说，三个人里有一个以上对斯大林持正面态度。

听听哥里当地老人的声音，就能理解这种认知从何而来。

「斯大林是格鲁吉亚的儿子。他做过坏事，但也做过伟大的事。他赢了战争。他把苏联变成了强国。」

八十二岁的瓦丘基（Vachuki）老人坐在博物馆前的长椅上这样说。在他的记忆里，斯大林时代意味着苏联强盛、人人有工作、社会有秩序。

(3) 血的记忆

而在另一面，斯大林是噩梦。

斯大林执政期间，数百万人死亡或被送进古拉格（强制劳动营）。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Great Purge）期间，恐怖达到顶峰。格鲁吉亚也未能幸免。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民族主义者被扣上「人民公敌」的帽子，遭到处决或被押送西伯利亚。

斯大林对镇压自己的格鲁吉亚同胞毫不犹豫。有分析认为，他反而为了避嫌而下手更狠。1920年代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被强行并入苏联时，斯大林扮演了积极推手的角色。践踏格鲁吉亚独立的，恰恰是一个格鲁吉亚人。

在年轻一代和知识分子眼中，斯大林就是那段历史的符号。三十一岁的历史学者妮诺这样说。

「为斯大林自豪？你们不知道他对我们祖辈做了什么。我的曾祖父去了西伯利亚，再没回来。看到斯大林博物馆我就想吐。」

(4) 围绕铜像的战争

记忆之战围绕铜像以实体形式爆发。

苏联时期，格鲁吉亚各地竖起了斯大林铜像。苏联解体后大部分被拆除，但哥里中央广场上一座巨大的斯大林铜像一直留存。2010年，萨卡什维利政府将其拆除，这是去苏联化的标志性举措。拆除在深夜秘密进行，哥里市民早上醒来，发现只剩下空荡荡的基座。

当地居民反应不一。有人欢迎，有人愤怒。也有人抱怨「外人不该随便动我们的历史」。

2012年政权更迭后，一些乡村开始重新竖立斯大林铜像。亲俄情绪抬头了。2024年1月，波兰大使呼吁关闭哥里斯大林博物馆，引发了一场论战。「外国干涉我们的历史」的反弹与「美化独裁者是耻辱」的批评激烈碰撞。

(5) 数字一代的斯大林

记忆之战不只在博物馆里，也在社交媒体上。

数字取证研究室（DFRLab）的分析显示，格鲁吉亚的TikTok上正在传播将斯大林神话化的内容。把斯大林描绘成虔诚、有教养的强势领袖的视频，在年轻用户中广泛转发。

21世纪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被20世纪的独裁者吸引？分析人士指出了几个原因。

一是当下的不安全感。经济动荡、政治混乱的时候，人们容易怀念「强人领袖」。「斯大林那会儿好歹有秩序」，这种幻觉就是这么运转的。

二是历史教育的缺位。格鲁吉亚的学校没有充分讲授斯大林时代的罪行。不少年轻人对大清洗和古拉格所知甚少。

三是俄罗斯的影响。俄罗斯政府鼓励对斯大林的正面叙事，着力渲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把斯大林塑造成「胜利的最高统帅」。这种叙事渗透到了格鲁吉亚。

(6) 博物馆的两难

哥里斯大林博物馆浓缩了格鲁吉亚的历史困局。

博物馆沿用苏联时期的方式，罗列斯大林的功绩。他的政绩被放大，罪行被缩小或略去。纪念受害者的展陈微乎其微。批评者指出这是历史歪曲。

2008年俄格战争结束后不久，时任文化部长宣布要把这座博物馆改建为「俄罗斯侵略博物馆」，揭露斯大林的罪行，警示俄罗斯的威胁。入口处挂上了揭示斯大林罪行的横幅。

但这个计划不了了之。当地居民的反对、对旅游收入的顾虑、政权更迭，几重因素叠加。2017年连横幅也被撤走了。博物馆至今仍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

(7)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斯大林问题不只是「如何记忆历史」的问题，而是格鲁吉亚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

把斯大林当英雄来纪念，就接通了与俄罗斯的共同过去、苏联遗产、对强权国家的怀旧。把斯大林当罪犯来记忆，就连接了与俄罗斯的切割、独立的价值、民主与人权的重要性。

当下的格鲁吉亚社会在两个方向之间撕裂。执政党没有公开为斯大林辩护，但也不推动关闭博物馆或全面改革历史教育。斯大林被封存在玻璃柜里，他的幽灵在格鲁吉亚社会游荡。

(8) 与韩国的比较

韩国也在与历史的幽灵搏斗。亲日派清算问题、独裁时代的记忆、分裂体制的遗产。围绕如何记忆和评价过去，韩国社会同样争论不休。

不过在韩国，即便对朴正熙、李承晚等人物的评价存在分歧，官方博物馆也不会美化他们的罪行。历史教科书会讲述民主化运动和侵犯人权的事实。够不够充分当然有争议，但至少在公共话语中，独裁的犯罪性质是被承认的。

格鲁吉亚的情况是，对斯大林连官方评价都含混不清。这说明格鲁吉亚在清算过去这件事上，处境比韩国更加艰难。

四、教育改革争议与大学的抵抗

(1) 高识字率，低就业率

格鲁吉亚人重视教育。识字率超过99%。父母为子女的教育倾尽心力。大学入学率也很高。但这股教育热情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

大学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有工作也跟专业无关。学经济的在咖啡馆打工，学工程的开出租车。「大学文凭有什么用」的冷嘲热讽蔓延开来。

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的质量和方向。格鲁吉亚的教育体系至今没有摆脱苏联时代的遗产。死记硬背式的课堂、批判性思维训练的匮乏、与产业现实脱节的课程设置。世界变了，教育还停在原地。

(2) 被政治化的教育

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被政治化了。

据多份报告显示，格鲁吉亚的教育体系服从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执政党的利益。政府插手中小学校长、大学校长、幼儿园园长等职位的任命，教育机构的自主权受到侵蚀。有人指出，每到选举季，教师就沦为执政党动员选票的工具。

2025年12月，格鲁吉亚议会以快速程序通过了高等教育法修正案。表面上看是「公立大学学费全额由国家承担」这样甜蜜的内容。但大学反对的是为此付出的代价。

按照新法案，政府将设定公立大学的年度招生总额和各专业配额。就是让大学以自主权换取财政拨款。政府一旦掌握招生名额，就能决定哪个专业扩大、哪个专业缩减，也能对人事施加影响力，把持批评立场的教授挤走，换上听话的人。

(3) 大学生的愤怒

2025年末到2026年初，以第比利斯国立大学（TSU）和格鲁吉亚理工大学（GTU）为中心，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学生和教授们走出教室，涌上街头。

「不要出卖104年的历史！」

这句口号指的是1918年建校的第比利斯国立大学的历史。学生们谴责政府的改革是在摧毁大学自主权、清洗批判性知识分子。

抗议队伍一直延伸到鲁斯塔维利大道的议会大楼前，与反对「外国代理人法」的长期集会（又称「旗帜革命」）汇合。大学的问题和民主的问题合流为一。

二十一岁的法学系学生吉奥尔基这样说。

「政府想驯服我们。批评就给你穿小鞋,听话就给你奖学金。就这样把大学一步步杀死。大学一旦成了权力的附庸,这个国家就没有未来了。」

(4) 博洛尼亚进程与欧洲标准

格鲁吉亚的高等教育参与了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也就是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博洛尼亚进程是欧洲各国之间相互承认大学学位、促进学生和教授流动的协议。格鲁吉亚的大学生可以去欧洲学习,欧洲学生也可以来格鲁吉亚求学,这就是它的基础。

然而,如果新的教育改革被解读为加强国家控制,这就意味着与欧洲路线产生冲突。博洛尼亚进程将大学自治视为核心原则。国家直接控制大学,违背了这一原则。

德国东欧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Osteuropakunde)在2026年1月发表公开信,表达了对格鲁吉亚高等教育改革的担忧,认为该改革意在将大学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使其脱离欧洲高等教育体系。欧洲的合作伙伴正在为格鲁吉亚教育的未来忧心。

(5) Z世代,抵抗的一代

2024年反对「外国代理人法」示威的主力是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也就是所谓的Z世代。大学生是其中的核心力量。

他们伴随互联网长大。看欧洲电影,读英文新闻,通过伊拉斯谟(Erasmus+)项目去欧洲大学做交换生。他们与世界紧密相连。和父辈不同,他们对苏联没有记忆,对俄罗斯也没有怀旧之情。

对他们来说,欧洲一体化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去欧洲学习、工作、生活的可能性。政府中断欧盟谈判、推行亲俄政策,就等于堵死了他们的未来。所以他们走上街头。

大学是这一代人的集结地。他们在校园里讨论、组织、行动。政府试图控制大学,在他们看来就是要瓦解Z世代的抵抗据点。

(6) 语言学家的证词

2024年,在有关「外国代理人法」的宪法法院听证会上,语言学家玛丽娜·贝里泽(Marina Beridze)走上了证人席。她这样说道:

「这部法律让人想起苏联时代的压迫手段。当年一旦被贴上'人民公敌'的标签,就完了。现在'外国代理人'这个标签起着同样的作用。只要你提出批评,就会被打上烙印,从此无法开展任何活动。」

玛丽娜·贝里泽的证词代表了知识界的声音。学者们感到学术自由正在受到威胁,担忧国际学术交流将变得困难。参加海外学术会议、开展合作研究、发表论文,都可能受到限制。

(7) 国际化的努力

并非只有坏消息。格鲁吉亚的大学正试图通过国际化寻找突破口。

格鲁吉亚的医学院以低廉的学费和英语授课为卖点,积极吸引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东的留学生。第比利斯国立医科大学(TSMU)有数千名外国学生在读,其中也有韩国学生。这是医学留学热潮的一部分。

通过伊拉斯谟+项目与欧洲大学的交流也很活跃。格鲁吉亚学生前往德国、法国、波兰度过一个学期后回来。也有欧洲学生来第比利斯学习格鲁吉亚语。

年轻的教授们怀揣着变革的梦想。他们抛弃苏联式的讲授方式,尝试以讨论和批判性思维为核心的教学。他们使用在线资源,用英文文献作教材。小小的变化正在一点一点积累。

(8) 与韩国的比较

韩国的大学同样面临诸多挑战:学费问题、就业率下降、学龄人口减少带来的大学结构调整,政府与大学之间也存在矛盾。

但韩国大学的制度性自治得到了相对充分的保障。政府若试图直接控制招生规模,会遭到强烈反弹。政府干预大学校长的选举,则属于违法行为。学术自由被认定为宪法价值。

格鲁吉亚的情况则不同,大学自治在制度上较为薄弱,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干预。这与民主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大学如果无法扮演批评权力的角色,整个社会的自我纠错能力就会减弱。

格鲁吉亚的年轻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为保卫大学而战。他们的抗争不只是围绕教育政策的争论,而是关乎格鲁吉亚的未来,关乎民主的未来。

结语

格鲁吉亚社会的裂痕很深。青年在离开,价值观在碰撞,过去的幽灵在游荡,求知的殿堂在动摇。所有这些问题的底层,都指向一个问题:格鲁吉亚想成为怎样的国家?

成为欧洲的一员,还是留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坚守传统,还是拥抱变化?美化过去,还是正视过去?顺从权力,还是捍卫自由?

格鲁吉亚人每天都在面对这些问题。在街头,在大学,在教堂,在家中。答案尚未揭晓。历史仍在书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