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2002年古吉拉特暴乱：戈德拉事件、国际孤立、法院判定无罪

2002年2月27日上午7时43分，萨巴马蒂特快列车（Sabarmati Express）在古吉拉特邦戈德拉（Godhra）站停稳。车内挤满了在印度教圣地阿约提亚（Ayodhya）参加完宗教活动后归来的朝圣者。站台上，穆斯林居民与乘客之间发生了争执，有人拉动了紧急制动。列车完全停稳后不久，S-6车厢燃起大火。车门被锁死，窗户上钉着铁栅栏。车厢瞬间变成了巨大的火葬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59名印度教徒被活活烧死。

那天早晨在戈德拉站的人中，谁也未曾预料到，这一簇火焰会成为印度现代政治史上最惨烈的宗教暴力事件的导火索。

当时上任仅4个月左右的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立即赶往现场。他将这起火灾定性为“预谋的恐怖行为”。围绕火灾原因的争论此后一直持续。古吉拉特邦政府成立的纳纳瓦蒂-梅塔委员会（Nanavati-Mehta Commission）在2008年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这是约1000至2000名穆斯林暴徒预谋的纵火行为。而中央政府铁道部组建的巴内吉委员会（Banerjee Commission）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火灾是车厢内部意外发生的。两个委员会截然相反的结论，成为了不同政治阵营强化各自逻辑的武器。

问题在于，该事件并未等待法庭的事实判定。在真相查明之前，“叙事”已经先行爆发。

戈德拉事件次日的2月28日，强硬的印度教右翼团体世界印度教议会（VHP）宣布在古吉拉特全境举行总罢工（Bandh）。印度人民党（BJP）也表示支持。街道变成了地狱。愤怒的印度教群众开始袭击穆斯林居住区。他们拿着选民名册找出穆斯林的住宅和商店，进行纵火、抢劫和杀戮。

在纳罗达·帕蒂亚（Naroda Patiya），约5000名暴徒包围了穆斯林居住区，屠杀了97人。在古尔巴格社会（Gulbarg Society），前国会议员埃桑·贾夫里（Ehsan Jafri）拼命向警方和首席部长办公室打电话求救，但救援迟迟未到。包括贾夫里在内的69人惨遭杀害。

官方统计显示，死亡人数为1044人（穆斯林790人，印度教徒254人），失踪223人，受伤2500人。非官方估计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超过20万难民流离失所。其规模相当于一个行政省在3天内陷入火海。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在哪里呢？

大量证词涌现，指责警察不制止暴徒，甚至对穆斯林居民说：“我们没有接到救你们的命令。”警官桑吉夫·巴特（Sanjiv Bhatt）通过陈述书声称，在现场警官和官僚参加的紧急会议上，莫迪首席部长指示“让印度教徒发泄愤怒”。莫迪对此坚决否认。此后，特别调查组（SIT）得出结论，未能找到巴特参加过该会议的证据。巴特在2019年因另一起案件被判处无期徒刑。

然而，莫迪在暴乱后的媒体采访中引用的“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反作用力”这一牛顿定律的比喻，成为了他被指责为暴力正当化辩护的决定性依据。当时同属一党的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甚至亲自访问古吉拉特，坐在莫迪身边公开告诫道：“统治者必须不分彼此地照顾百姓。请尽到统治者的职责（Raj Dharma）。”虽然BJP内部出现了撤换莫迪的声音，但因缺乏RSS的支持和党内根基而未能实现。

国际社会的反应十分冷酷。2005年3月18日，美国国务院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ct）拒绝向莫迪发放签证。理由是他身为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外国官员。莫迪是唯一因该条款被拒绝签证的民选政府首脑。英国自2002年起中断了与莫迪的外交接触，欧盟（EU）议会于2006年通过了关于古吉拉特暴乱的决议案。在世界舞台上，莫迪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

然而，国际政治的冷静逻辑无法长期坚守道德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的战略重要性和经济分量日益增加，西方的态度变得务实起来。2014年莫迪作为总理候选人迅速崛起时，美国已经在朝着恢复与他的关系方向移动。英国也于2012年恢复了外交接触。这是“道德制裁”在“地缘政治利益”面前显得无力的一幕。

在印度国内，更激烈的法律斗争仍在继续。古尔巴格屠杀幸存者、埃桑·贾夫里的遗孀扎基亚·贾夫里（Zakia Jafri）和人权活动家蒂斯塔·塞塔尔瓦德（Teesta Setalvad）以共谋罪起诉了包括莫迪在内的63名高官。2008年，印度最高法院判定古吉拉特警方的调查不可信，组建了由前中央调查局（CBI）局长R.K.拉格万（R.K. Raghavan）领导的独立特别调查组（SIT）。

SIT进行了数年庞大的调查。2010年，直接传唤了现任首席部长莫迪，进行了长达9小时、超过100个问题的审讯。调查的核心争点是莫迪在2002年2月27日的紧急会议上是否向警方下达了“不干预”指示。2012年2月，SIT向法院提交了最终报告。结论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莫迪首席部长（No prosecutable evidence）”。

2013年，艾哈迈达巴德地方法院接受了SIT的无罪（Clean Chit）结论。扎基亚·贾夫里的上诉在2017年也被古吉拉特高等法院驳回。2022年6月24日，印度最高法院驳回了贾夫里的最终请愿，为长达20年的法律争论画上了句号。最高法院判定SIT的调查是公正的，并斥责控方的“大阴谋论”毫无根据，甚至指责控方背后的势力具有“试图继续煽动争议”的不纯意图。最高法院判决后不久，塞塔尔瓦德被警方逮捕。“国家权力对人权活动家进行报复性逮捕”的批评与“根据法院判决进行的合法调查”的反驳尖锐对立。

“法院未认定莫迪的刑事共谋”这一表述在事实上是成立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和道德争论的终结。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暴乱后继续指出国家机构的共谋和纵容嫌疑、证人保护失败以及调查范围的局限性。

在个别屠杀案件中也有有罪判决。在纳罗达·帕蒂亚事件中，前古吉拉特邦部长玛雅·科德纳尼（Maya Kodnani）被判处28年徒刑，猴神军（Bajrang Dal）的巴布·巴吉兰吉（Babu Bajrangi）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古尔巴格社会案件中，24人被判有罪，其中11人被处以无期徒刑。比尔基斯·巴诺（Bilkis Bano）案件经历了更复杂的轨迹。11名因在怀孕期间轮奸巴诺并杀害她7名家属而被判有罪的囚犯，于2022年8月被古吉拉特邦政府赦免释放。他们在释放后戴着花环，像英雄一样受到款待。最高法院于2024年1月判定这一赦免违宪并下令重新收监，但该事件留下了“法律上的无罪与政治责任是两回事”的批判象征。

“部分加害者受到了惩罚，但未能在国家系统层面查明责任”是批评方的始终如一的评价。

2002年古吉拉特暴乱给纳伦德拉·莫迪留下了双重遗产。在反对阵营眼中，他永远是“屠杀的放任者”。然而，在印度教右翼阵营眼中，他被推崇为“守护印度教的强有力领导者”，即“印度教心灵之皇（Hindu Hriday Samrat）”。

莫迪并未让这场危机走向破灭。相反，他将外部的批评转化为“对古吉拉特自尊心的攻击”，在2002年12月的邦议会选举中，在182个席位中夺得127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法律上的无罪满足了他参加2014年大选的最低条件。然而，莫迪真正需要的不是法律上的免罪符，而是足以覆盖2002年火焰的宏大新叙事。为了抹去暴乱的阴影，他比任何人都更猛烈地投入到“发展”中。这正是下一个故事开始的地方。

3.2 古吉拉特模式：活力古吉拉特、聚光村、塔塔纳诺

2003年9月，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在适逢九夜节（Navratri）期间举行的陌生活动中，印度全境的企业家陆续汇聚一堂。会场正面挂着名为“活力古吉拉特（Vibrant Gujarat）”的名字。在仅仅一年前因暴乱导致1000多人死亡的邦举办招商引资活动，看起来十分冒险。那是西方世界背弃、投资者撤离的时期。然而，站在讲坛上的莫迪首席部长的脸上没有任何尴尬。他像企业CEO一样对投资者说：“在古吉拉特，我们将用红地毯代替繁琐的行政手续（Red Tape）。”

这一句话，就是日后被称为“古吉拉特模式（Gujarat Model）”的宏大政经品牌的出发点。

政治生存与发展的等式

对莫迪而言，经济发展在成为纯粹的行政使命之前，首先是政治生存的问题。2002年暴乱后，他被贴上了两个标签：“印度教强硬派”和“屠杀的放任者”。仅凭这两个标签，他无法走向古吉拉特之外。他需要第三个身份：“发展之男（Vikas Purush）”。脱下沾满鲜血的衬衫，换上名为“发展”的洁净西装的工作开始了。

“活力古吉拉特”是这一蜕变的核心舞台。2003年首届活动达成76项谅解备忘录（MOU），投资承诺140亿美元。2005年达成226项，200亿美元。2007年达成675项，1520亿美元。2011年达成8380项，4620亿美元。数字随着年份的推移呈天文数字般增长。拉坦·塔塔（Ratan Tata）、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库马尔·曼加拉姆·比拉（Kumarmangalam Birla）等印度商界的巨头们纷纷登台赞美古吉拉特。在2007年的峰会上，拉坦·塔塔这样说道：“如果你不在古吉拉特，那就是愚蠢（It is stupid if you are not in Gujarat）。”

莫迪将这一活动提升到了超越投资说明会的“印度版达沃斯论坛”的高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等国际大人物作为讲演者参加，莫迪当选总理后，“活力古吉拉特”仍每隔一年继续举办，直到2024年举办了第10届。

当然，MOU的数量并不等同于实际投资。彭博社分析称，在2003年至2011年间签订的约40万亿卢比规模的投资承诺中，实际执行的比例仅为8%。MOU的法律约束力较弱。签约容易，履行是另一回事。但对莫迪来说，重要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数字创造的“形象”。一旦形成了“古吉拉特是投资的好地方”这一认知，该认知就会吸引实际资本，资本反过来又会强化认知的循环。而“活力古吉拉特”就是启动这一循环的装置。

消除企业最厌恶的三样东西

古吉拉特模式的本质并非“热爱企业”这种情感宣言，而是有系统地消除了企业最厌恶的三样东西。第一是时间：审批动辄耗时数月的延误；第二是不确定性：随时可能改变的政策；第三是接触成本：在会见数十名官僚时必须支付的无形代价。

莫迪强化了投资促进局（iNDEXTb），引入了“单一窗口（Single Window）”系统。企业不再需要分别跑市政府、区政府、邦政府、环境部、国土部，而是可以在一处解决所有许可。他命令官僚们“要做促进者（Facilitator）而非监管者”，并将企业投诉的处理速度纳入绩效考核。一种不再坐等审批、而是先去询问需要什么的行政风格开始确立。

光之村：聚光村计划

仅仅靠活动是不够的。莫迪开始着手解决企业建厂和运营所需的最基本的东西——电力。

2003年9月，莫迪启动了“聚光村计划”（Jyotigram Yojana）。当时印度农村的电力状况十分悲惨。每天仅供电8至14小时，且电压不稳，导致水泵频繁故障。由于农业用电和家庭用电共用配电线，一旦农民过度用电，整个村庄就会陷入黑暗。因为农业用电享受补贴，实际上近乎免费，农民无节制地抽取地下水，过程中偷电漏电现象普遍。电力公司的财务状况恶化，稳定供应成了不可能。

莫迪的解决方法大胆而直接：将农业用电线和非农业用电线物理分离。新建了160万根电线杆，安装了15500个变压器，铺设了75000公里的新线路。总成本为129亿卢比。在印度，由于官僚延误，这种规模的项目通常要耗时10年以上。莫迪仅用了1000天，约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到2006年，古吉拉特的18000个村庄和9700个村落接入了该系统。农民开始获得每天8小时稳定的高压电，村庄家庭和小型商店则获得了24小时不间断的电力供应。

24小时供电。在印度其他邦仍如同梦想般的故事，古吉拉特将其变为了现实。电力稳定后工厂迁入，工厂迁入后道路铺就。根据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研究，古吉拉特的输配电损耗率从2004年的35%降至2014年的19%，远低于印度全国平均水平26%。古吉拉特成为了电力盈余邦，电力公司扭亏为盈。正如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农村电气化事业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一样，“聚光村”是古吉拉特工业化的骨干。

水也是如此。在因干旱气候而遭受慢性缺水的古吉拉特，莫迪强行推进了分阶段提高讷尔默达河（Narmada River）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Sardar Sarovar Dam）高度的工程。2006年达到121.92米，2017年最终完工达到138.68米，成为世界第二大混凝土重力坝。环保团体和相邻邦的反对十分激烈。梅达·帕特卡（Medha Patkar）领导的“拯救讷尔默达河运动”（Narmada Bachao Andolan）抗争了数十年，约24万居民被迫从淹没区搬迁。尽管如此，莫迪并未退缩。通过该大坝确保的水源，沿着庞大的运河网络流向了库奇（Kutch）和索拉什特拉（Saurashtra）等干旱地带。同时与NGO合作建设了超过11万个小型止水坝（Check Dam），并推广了滴灌（Drip Irrigation）系统。逐渐枯竭的地下水位开始恢复，古吉拉特跃升为印度最大的棉花产地。

在港口和道路上也发生了变化。利用古吉拉特拥有印度最长海岸线（约1600公里）的地理优势，通过公私合营（PPP）方式开发了蒙德拉（Mundra）、皮帕瓦夫（Pipavav）等世界级私人港口。蒙德拉港由阿达尼集团运营，成长为印度最大的私人港口，年货物处理量超过1.5亿吨。这些港口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相连，降低了物流成本。古吉拉特的道路被评价为“印度最平滑的道路”，印度全国约20%的出口来自于该邦。

96小时的果断：引进塔塔纳诺

2008年10月3日，印度最大集团塔塔（Tata）的拉坦·塔塔董事长在加尔各答面对记者，面色阴沉：“我们无法在不欢迎我们的地方运营工厂。”他宣布放弃为了生产世界最廉价汽车“纳诺（Nano）”而在西孟加拉邦辛格尔（Singur）建设的工厂。反对土地征用的农民示威愈演愈烈，反对党领导人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在政治上推波助澜。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多个邦一齐展开了争夺战。

莫迪只给拉坦·塔塔发了一条仅有一个词的短信：“Suswagatam”。意为“欢迎”。

莫迪在2010年萨南德（Sanand）工厂落成典礼上这样回忆道：“看看一条1卢比的短信能做什么。”随后发生的事情颠覆了印度行政的常识。通常在印度，大规模工厂的土地确保、许可、基础设施配套需要数年时间。莫迪在96小时内完成了所有行政程序。以极其优惠的条件——象征性的每平方米1卢比的价格——提供了距离艾哈迈达巴德30公里的萨南德土地，并承诺提供超低利率贷款和税收优惠。10月7日，塔塔汽车正式宣布将纳诺工厂迁至古吉拉特。14个月后，新工厂开始运行，建设周期仅为西孟加拉邦的一半。

这一场景给全印度留下了“在莫迪手下能办成事”的深刻印象。紧随塔塔之后，福特（Ford）、马鲁蒂铃木（Maruti Suzuki）等全球汽车企业接连在古吉拉特建厂，萨南德一带开始被称为“印度的底特律”。

纳诺本身在市场上并未获得成功。“世界最廉价汽车”这一概念反而成为了“穷人的车”的标签，产量不断萎缩，直到2018年最后一辆纳诺驶离工厂。塔塔针对辛格尔损失向西孟加拉政府提出的93.4亿卢比赔偿诉讼直到2023年才结束。然而，在古吉拉特模式中，纳诺的兴衰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驱逐大企业的邦与欢迎大企业的邦”这一对比所创造的象征意义。

数字的光与影

结果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从2001年到2012年，古吉拉特的GDP年均实际增长率约为10%，名义增长率约达年复利15%。“年均增长13%”的口号是名义基准下特定时期数值的象征性压缩，实际增长率被评估在10%左右。无论从哪个基准看，古吉拉特是印度经济最活跃的邦之一的事实很难否认。道路铺就，港口建成，工业园区设立。古吉拉特在印度营商环境（Ease of Doing Business）评价中位居第一。

然而，在耀眼的数字背后，存在着不易察觉的裂痕。

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引发了“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批评。戈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穆克什·安巴尼等古吉拉特出身的财阀在莫迪政府的全方位支持下迅速扩张，有关土地和资源以廉价流向特定企业的质疑从未间断。阿达尼集团被持续指控在莫迪任期内在蒙德拉港口、发电站、房地产等方面获得特权，莫迪当选总理后，这种关系依然是印度政治的热点争论。

虽然经济指标华丽，但在人类发展指数（HDI）方面，古吉拉特未能显示出与其经济规模相称的改善。2001年在全印度排名第6的古吉拉特HDI排名，在2007-2008年降至第11位。在营养不良率、女性文盲率、婴儿死亡率方面，古吉拉特仅处于印度平均水平或以下。根据印度储备银行（RBI）的报告，2005-2010年古吉拉特的社会部门预算占比仅为5.1%，低于几乎所有的邦。虽然有增长但就业贫乏，饼虽然变大了但分配却倾斜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研究人员针对莫迪任期内古吉拉特的增长率是否“加速”提出了分析，认为“与1990年代相比，2000年代没有差异化加速的证据”。也就是说，古吉拉特在莫迪之前就是印度增长最快的邦之一，已经拥有强大的商业传统和企业家文化。

正如韩国朴正熙时代的高速增长引发分配争论一样，古吉拉特模式也无法回避“为了谁的增长”这一问题。莫迪本人经常参考韩国的发展模式（对此将在第7章详细探讨）。国家将资源集中投入特定产业和地区，在短期内实现外延式增长后，由于增长果实未能平均分配，社会矛盾加深。他参考的韩国模式的光与影，古吉拉特正在跨时空地重复。

尽管如此，在政治上古吉拉特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莫迪在2002年、2007年、2012年的邦议会选举中连战连捷，统治古吉拉特长达13年。对于厌倦了腐败和政策麻痹的印度中产阶级和青年层来说，古吉拉特拔地而起的烟囱和24小时灯火通明的村庄风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将在古吉拉特做的事情在全印度推广”的诺言成为了2014年大选的核心公约。

2012年，美国《时代》（TIME）周刊将莫迪放在封面，并配以标题：“莫迪意味着商业（Modi Means Business）。”从一个在国际社会连签证都拿不到的人物到成为全球媒体的封面模特，填补其间的是“活力古吉拉特”舞台上的灯光、萨南德工厂滚出的纳诺车轮，以及18000个村庄里24小时点亮的灯泡。

3.3 印度教心灵之皇：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发展的结合

2002年12月，古吉拉特邦议会选举集会现场。纳伦德拉·莫迪走上讲台，数万名群众齐声高呼一个口号：

“印度教心灵之皇！印度教心灵之皇！”

印度教心灵之皇（Hindu Hriday Samrat）。这个称号原本属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极右翼政治家巴尔·塔克里（Bal Thackeray）。塔克里是以孟买为据点创立希夫·塞纳党（Shiv Sena）的人物，他是一名露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甚至在选举集会上要求穆斯林离场。他是公开宣称“我只需要印度教徒的选票”的人。那个称号现在转到了莫迪身上。

那是就在短短十个月前导致1000多人丧生的暴乱阴影尚未散去的时候。国际社会将莫迪定性为屠杀的放任者，美国拒绝发放签证，欧洲各国也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评价是其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然而，选举结果截然相反。BJP席卷了182个席位中的127个，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莫迪不仅复活了，而且以比以前更强大的姿态归来。

这怎么可能呢？

将伤痕转化为自尊的技术

莫迪选择的策略既不是道歉，也不是辩解或回避，而是正面突破。他将对自己的指责转化为“对整个古吉拉特的侮辱”。

“外部势力试图践踏古吉拉特的自尊（Asmita）。”他在每个集会现场都重复这句话。中央政府（当时由国大党执政）、国际媒体、人权组织的批评全都被重新诠释为“嫉妒古吉拉特发展的反古吉拉特势力”的阴谋。追究暴乱道德责任的问题，变成了触动6000万古吉拉特人自尊心的问题。

这一框架的效果惊人地好。批评越激烈，古吉拉特人就越强烈地团结在莫迪周围。当在野党国大党（Congress）攻击莫迪时，选民们就将这种攻击视为对他们成功的嫉妒。根据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夫·贾弗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的分析，莫迪通过将自己与古吉拉特邦一体化（Personification），制造了“反对莫迪就是反对古吉拉特”的等式。

在韩国现代史中也能找到类似的场景。将外部批评转化为对“我们”的攻击，通过将领导者与共同体捆绑在一起来加强内部凝聚力的政治技术。不同之处在于，莫迪在那种凝聚力的核心安置了“宗教”这一最原始且强大的能量。

皇帝与CEO，两个角色

莫迪并未仅仅依靠宗教热情。他知道仅凭“印度教心灵之皇”这一称号无法实现长期执政，也知道走向全国舞台存在局限性。

在这里出现的正是“发展之男（Vikas Purush）”这一第二个身份。莫迪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一骨架上添加了经济增长这一血肉。两者的结合方式十分精妙。

在选举集会上，他激情呼吁印度教的价值和文明自豪感，点燃了支持者胸中的怒火。但对官僚，他要求彻底的绩效考核；对企业家，他承诺亲企业政策和基础设施创新。“寺庙（Temple）虽然重要，但厕所（Toilet）也很重要。”他经常使用的这种话法，是同时笼络宗教保守层和务实中产阶级的装置。

结果，他能同时向两种支持者传递不同的信息。对印度教保守层，莫迪是守护印度教的捍卫者。对城市中产阶级和企业家，莫迪是精明能干的CEO型首席部长。这并非一个政治家拥有两张面孔，而是将两个角色整合进一个叙事中。“印度教徒过得好就是古吉拉特的发展，也就是印度的发展。”在这个等式完成的瞬间，宗教和经济变成了互补关系，用彼此的长处遮盖彼此的短处。

被称为“新中产阶级”的新军队

这种结合之所以能发挥威力，背景是古吉拉特的快速城市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形成了脱离贫困并加入消费行列、或渴望加入其中的新阶层。莫迪称他们为“新中产阶级（Neo-Middle Class）”。他们是比起传统的种姓区分，经济上升欲望更强，同时也希望对印度教文化有归属感的人群。

莫迪向他们承诺了高速公路、智能城市和太阳能发电站。同时也打出了建设宏伟印度教寺庙和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号。发电站是物质丰裕的象征，寺庙是精神胜利的象征。当两者结合时，对新中产阶级而言，莫迪成为了同时代表他们经济利益和文化身份的唯一领导者。

从2002年到2014年，莫迪在古吉拉特成功三连任的力量正源于此。BJP在182席中占据的127席（2002年）、122席（2007年）、115席（2012年）席位显示了这种结合是多么稳定。虽然席位略有减少，但他在其他邦赢一次都难的选举中连续赢了三次。

从尊严巡游到和谐巡游

莫迪在传播这种权力的叙事方面也是创新的。2002年选举前夕，他组织了“尊严巡游（Gaurav Yatra）”。这是一场走遍古吉拉特全境、高喊“古吉拉特的自豪”的大规模巡游。在这次巡游中，他使用了“米安·穆沙拉夫（Miyan Musharraf）”这一表达，采用了将穆斯林、巴基斯坦以及在野党等同视之的话法。这是传统上根据种姓分化的印度教选票在“印度教徒”这一单一身份下团结起来的时刻。

随着时间的流逝，莫迪的语言发生了变化。露骨的宗教词藻减少，“发展”和“古吉拉特的自豪”被安置在前台。贾弗洛特教授将这一过程分析为“日常化的印度教特性（Banal Hindutva）”。并非印度教民族主义消失了，而是它自然地渗透进来，变得像空气一样自然。

2012年，他通过举行名为“和谐巡游（Sadbhavana Yatra）”的绝食抗议，展现了与穆斯林和解的姿态。他邀请了一些穆斯林领袖，营造了包容的形象。但许多分析家认为，这与其说是真正的和解，不如说是面向全国舞台的形象转变。事实上，古吉拉特的穆斯林居住区（如艾哈迈达巴德的朱哈普拉等地）被系统地排除在经济繁荣之外，在BJP的候选人名单中几乎找不到穆斯林的名字。根据萨查尔委员会（Sachar Committee）报告（2006年），古吉拉特穆斯林的贫困率高于全邦平均水平，在公共部门就业中的代表性也显著偏低。

同年，莫迪还展示了另一项创新。利用3D全息投影技术，同时在数十个集会现场投影出自己的身影。这种像神一样同时存在于多处的形象打造了“高科技领导者”的品牌，并使他能够不经过传统媒体的过滤直接向大众传达信息。这项技术在2014年大选中被扩大到全国规模（参见第4章4.1）。

结合的强大，以及其代价

“印度教特性 + 发展”结合之所以强大，原因很明确。身份政治强有力地凝聚了核心支持层。发展话语则为中间层和企业家提供了“支持这个人也可以”的正当化依据。将两者混合，可以同时进行动员和扩张。从政治工程学的角度看，很少有比这更高效的组合。

在韩国历史中寻找比较对象的话，会想起在“民族中兴”这一意识形态下将国家认同感与经济发展捆绑在一起的时期。不同之处在于，当时韩国结合的是民族主义与工业化，而莫迪结合的是宗教身份与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发展。宗教比民族触动的是更深处的东西。

然而，这种组合并非没有代价。越是强烈地整合多数派印度教徒，少数派穆斯林就越深地被疏离。古吉拉特的经济繁荣被印度教徒中产阶级切身感受到，但对于因暴乱失去生活家园的穆斯林来说，那种繁荣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教科书被重编为以印度教中心主义，社会隔离被固定化。在艾哈迈达巴德，划分印度教居住区和穆斯林居住区的无形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房地产市场上，不向穆斯林出售印度教区域房屋的做法变得公开化，而名为《动荡地区法》（Disturbed Areas Act）的古吉拉特邦法律实际上将此制度化了。

“只要经济搞好了，一点冲突也是没办法的事。”当这种认知在古吉拉特中产阶级之间扩散时，作为民主根基的多元主义正在静悄悄地被蚕食。

从狭窄舞台走向广阔舞台

2014年，莫迪越过古吉拉特这一舞台，前往新德里。他一手拿着名为“增长”的成绩单，另一手拿着名为“印度教自豪”的旗帜。

在古吉拉特完成的这一结合公式，被洗练地包装为2014年大选口号“与所有人在一起，为了所有人的发展（Sabka Saath, Sabka Vikas）”。对于厌倦了腐败和无能的印度选民，莫迪承诺：“我将在全印度做我在古吉拉特做过的事。”如果说古吉拉特是实验室，那么全印度现在将成为主舞台。

“印度教心灵之皇”这一称号对莫迪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他成为印度拥有最强粉丝团的政治家，但也被解读为威胁世俗民主主义原则的征兆。

权力不会自我显现。莫迪在古吉拉特展现的并非经济增长，而是将宗教、资本和大众渴望编织成一个叙事的新权力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