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印度教议程的完成：废除第370条、CAA、罗摩神庙

2019年8月5日，新德里的湿气沿着议会大厦的墙壁流淌。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登上了联邦院（上议院）的讲台。他手里拿着一叠文件。与此同时，在数千公里外的克什米尔（Kashmir）山谷，3.5万名额外增援部队已经完成部署，电话线和互联网被切断，包括前首席部长在内的政治领导人被软禁。阿米特·沙阿开口了：“政府决定废除宪法第370条。”议会大厦内顿时欢呼声与嘘声齐飞。这一在印度政坛维持了70年“圣域”地位的条款，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便走向了瓦解。

为什么要废除第370条？要理解这一条款，必须追溯到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建国的时刻。当时统治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国王（大公）哈里·辛格（Hari Singh）正犹豫不决，是将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领土并入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当巴基斯坦武装力量入侵克什米尔时，哈里·辛格向印度寻求军事援助，并签署了加入文书。代价便是宪法第370条——保证克什米尔拥有广泛的自治权。除了国防和外交，克什米尔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宪法、国旗和法律。形象地比喻，这就像是一个国家内的特定地区拥有独立的宪法和旗帜，而国家的其他法律在该地区不适用。

对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一条款是无法容忍的矛盾。这意味着在印度这个国家里，唯独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获得了特殊优待。莫迪所属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及其政治分支印度人民党（BJP）数十年来一直将废除第370条作为党的核心纲领（参见第一章 1.3）。然而，历届政权都不敢触碰这个引信。因为克什米尔问题直接关系到拥有核武器的邻国巴基斯坦，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战争。

但莫迪不同。在2019年的大选中，他获得了比2014年更大的胜利，并将这种压倒性的议席数视为武器。BJP夺得303个席位，实现了单独过半数，莫迪将其解读为“国民要求执行印度教性（Hindutva）议程的委任状”。就职仅三个月，他便以如军事行动般的精准度清除了第370条。通过总统令拆解了第370条的法律基础，并在议会通过了重组法案，将原有的查谟-克什米尔邦拆分为“查谟-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两个联邦属地（Union Territory）。从“邦”降级为“属地”，这意味着从自治转为中央直接管辖。

莫迪和阿米特·沙阿宣布这是“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面旗帜”的实现。对于印度教支持层来说，这个消息如同节日。查谟地区的印度教徒走上街头欢呼，全印度的BJP支持者鸣放烟花。然而，克什米尔山谷的景象却截然相反。互联网被切断长达5个月，数百名政治活动人士被拘留，在宵禁之下，800万居民的日常生活停摆。2023年12月，印度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认定废除第370条是“符合宪法的举措”。在法律层面，莫迪也赢了。但在克什米尔居民眼中，这份判决书更像是确认了他们的声音被永远抹杀。

在废除第370条的冲击尚未平息之际，2019年12月，莫迪政府引爆了另一个引信：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这部法律表面上具有人道主义色彩，旨在为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逃离宗教迫害来到印度的难民提供公民身份。然而，其中加入了一个关键条件：该法仅适用于印度教、锡克教、佛教、基督教、耆那教和帕西教信徒，而排除了穆斯林。这是印度宪法史上首次将“宗教”作为授予公民身份的标准。

批评者立即表示反对。如果这部法律与全国公民注册表（NRC）结合，将会发生什么？没有身份证明文件的贫穷穆斯林会被划分为“非法滞留者”，而处境相同的印度教徒却可以通过CAA获得救济。结果，一种恐惧感开始蔓延：只有穆斯林可能失去国籍并被送往拘留中心。在德里南部的沙欣巴格（Shaheen Bagh），穆斯林妇女占领道路开始示威，“我们不会出示证件（Kagaz Nahi Dikhayenge）”的口号传遍全国。2020年2月，新德里东北部爆发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流血冲突，造成53人死亡，死者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关于与2002年古吉拉特邦骚乱的相似性，参见第三章 3.2）。

CAA在制定后的四年多时间里，因未公布实施细则而处于搁置状态。然而，在2024年3月11日，即大选前几周，莫迪政府突然公布了实施细则。这是在大选前向印度教民族主义支持层发出的信号。然而，截至2025年，实际根据CAA获得公民身份的人数为零。法律虽然存在，但并未运作。CAA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作为象征政治的工具在发挥作用。

最后一块拼图也补上了：在阿约提亚（Ayodhya）建造罗摩神庙（Ram Mandir）。这个故事要追溯到1992年。那年12月，数万名印度教极右分子亲手拆毁了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他们主张，这座建于16世纪莫卧儿帝国时代的清真寺所在地，是印度教神灵罗摩（Ram）的诞生地。寺庙被毁后引发的宗教骚乱导致2000多人丧生，这一事件成为现代印度历史上最深刻的伤口之一。

27年后的2019年11月，印度最高法院为这一争端画上了句号。法院承认了争议土地上曾存在印度教寺庙的考古证据，判定将该土地移交给印度教方面。虽然判定拆毁清真寺的行为本身违法，但结果却站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一边。

2020年8月5日，即废除第370条一周年之际，莫迪总理访问阿约提亚，主持了罗摩神庙的奠基仪式（Bhoomi Pujan）。尽管当时新冠肺炎疫情正席卷印度，但莫迪亲自安放了银砖，并与印度教祭司一起举行了仪式。神庙的设计者是建筑师钱德拉坎特·索姆普拉（Chandrakant Sompura）。这位来自古吉拉特邦的老建筑师出身于三代设计印度教神庙的世家，他构思了一座高161英尺（约49米）的纳加拉（Nagara）风格神庙。这座由粉红色拉贾斯坦砂岩建造的宏伟建筑坚持采用不使用钢筋的传统工艺，表达了建造一座能屹立千年的神庙的意志。

2024年1月22日，在大选前几个月举行的神像开光仪式（Pran Pratishtha）上，莫迪实际上履行了印度教大祭司的角色。他说自己是“作为见证者站在主面前”，但他站立的位置并非祭坛，而是权力的顶峰。莫迪宣布这座神庙是“从数世纪奴隶心理中的解放”，是“宣告印度文明复兴的象征”。这是一场抹除莫卧儿帝国遗产、以印度教为中心重塑印度身份的历史战争的胜利宣言。开幕首日吸引了50万人，2024年全年访问阿约提亚的游客达1.355亿人次。

废除第370条、制定CAA、建造罗摩神庙。如果将这三者拆开看，分别是关于宪法问题、移民政策和宗教设施的故事。但若合并来看，画面就不同了。这是一个将印度的国家身份从“世俗国家”转变为“印度教国家”的一贯项目。该项目的根源可以追溯到RSS成立以来一直延续的印度教性意识形态（参见第一章 1.2）。对于支持者来说，莫迪是守信且果断的领导者；对于反对者来说，他是破坏宪法保障的多元主义的分裂元凶。判断留给读者，但有一点事实是明确的：通过这三项举措，莫迪将RSS自成立以来梦寐以求的核心议程变为了现实，使“印度教心灵之皇（Hindu Hriday Samrat）”这一称号不再是比喻，而成为了事实。

这种巨大的政治地壳变动对于进军印度的韩国企业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各邦各异的法律体系向中央整合，营商环境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简化，但宗教冲突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却成了供应链风险。对于三星电子的诺伊达工厂、现代汽车的钦奈工厂来说，印度的“社会整合”不是政治分析报告中的文字，而是直接关系到工厂门口示威人群规模的现实问题。

5.2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封锁、疫苗友谊、经济刺激

2020年3月24日晚8点，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出现在电视画面中。他没有了往常华丽的手势。表情严肃，声音低沉。“从今晚12点起，全印度完全封锁21天。”预告时间只有4个小时。给13.8亿人口的准备时间，仅仅4个小时。火车停了，公共汽车停了，工厂大门关上了。随后，在印度的道路上，上演了现代史上的悲剧一幕。

印度约有1亿名移民劳工。他们离开农村，在大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工厂工作，给家乡的亲人寄钱。可以想象韩国1970至80年代来到首尔的农村青年，但规模完全不同，那是1亿人。封锁令一下，他们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没有钱，也没有交通工具。于是他们开始行走。背着婴儿，扛着行李，在烈日下行走数百公里。一项研究显示，在第一次封锁期间，有4330万移民劳工返回家乡，其中约3500万人是步行或使用非正规交通工具。仅官方统计就有198人在移动过程中因交通事故丧生，如果加上因饥饿和虚脱倒下的人，实际数字肯定更多。这一画面通过印度电视新闻向全国直播，针对莫迪政府“毫无准备的冲击疗法”的批评纷至沓来。

莫迪的封锁决定有其自身的逻辑。印度的医疗基础设施无法承受14亿人口。每千人床位数仅为0.5张，农村地区的医疗设施几乎不存在。必须在病毒蔓延至全印度之前争取时间。因此，他实施了世界上最严厉且规模最大的封锁。莫迪将其比作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战争，呼吁国民在与病毒的斗争中“忍耐21天”。他要求国民敲击锅碗瓢盆并点亮蜡烛，数百万人在阳台上响应了他的要求。在危机时刻凝聚大众心理的能力，是莫迪拥有的强大政治天赋。

然而，封锁争取到的时间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在2021年春天揭晓。德尔塔变异毒株席卷印度。单日确诊病例超过40万，病床告罄，氧气枯竭。在全印度，人们寻求氧气瓶的绝望信息填满了社交媒体。医用氧气的日需求量从4月12日的3842吨激增至5月初的11000吨，增长了近三倍，但全国运送氧气的超低温槽车仅有1200辆。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纳西克的一家医院，因氧气罐泄漏导致22人同时死亡。在德里，小型氧气瓶在黑市上的交易价格达到2.5万卢比，是原价的25倍。火葬场24小时火焰不息，恒河上漂浮着尸体。

印度政府官方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约为48万。然而，世界卫生组织（WHO）2022年发布的超额死亡（excess mortality）推算值却远超于此。WHO推算，2020至2021年印度与新冠肺炎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约为470万。这与官方统计有近十倍的差距。尽管印度政府对此激烈反驳，但火葬场和墓地的数据、地方行政机构的死亡登记记录都支持了WHO的推算。

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莫迪。2021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庆祝称“印度是拯救了许多生命的国家之一”。紧接着，为了西孟加拉邦选举举行了大规模政治集会，并允许数百万人聚集在恒河参加印度教最大的节日大壶节（Kumbh Mela）。有报告称，在大壶节举办地北阿坎德邦，期间的新冠病毒传播率暴增了1800%。莫迪政府被指责将选举和宗教活动置于防疫之上，这一批评无可回避。

在危机中，莫迪也亮出了一张牌：“疫苗友谊（Vaccine Maitri）”。印度拥有庞大的制药制造能力，被称为“世界药房（Pharmacy of the World）”。世界最大的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SII）以“Covishield”为名大量生产阿斯利康疫苗，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自主研发的“Covaxin”也获得了批准。莫迪将这种制造能力转化为外交武器。在国民接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情况下，向不丹、尼泊尔、孟加拉国等邻国以及非洲、东南亚等90多个发展中国家免费提供或出口了超过2.3亿剂疫苗。

这并非纯粹的人道主义。当中国利用国产科兴疫苗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时，印度挺身而出成为了竞争对手。每个疫苗瓶上都印有莫迪的名字，受援国领导人向莫迪发出了感谢信。莫迪将其包装为印度古代哲学“世界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am）”的实践。在西方国家陷入本国优先主义时，这套叙事展示了印度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责任。尽管在第二次大流行期间因国内疫苗短缺经历了停止出口的波折，但“疫苗友谊”是显著提升印度软实力的外交成果。

在国内，数字化基础设施成为危机应对的核心工具。通过与莫迪第一任期构建的阿德哈尔（Aadhaar）身份系统联动的数字疫苗接种平台“CoWIN”，印度在世界上以较快速度实现了10亿剂次的接种（关于数字印度和UPI支付系统的构建过程，参见第四章 4.3）。这套实时管理14亿人口接种数据的系统，成为了莫迪政府推行的“数字印度”的实战成绩单。

为了突破经济打击，莫迪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印度（Atmanirbhar Bharat）”口号。2020年5月，他宣布了价值20万亿卢比（约26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约占GDP的10%。“不要依赖他人，我们要亲手创造”，这一口号与韩国1970年代的“出口立国”精神颇为相似。

政府并未通过该方案仅限于发放现金。通过为超过8亿贫困人口提供免费谷物的粮食安全计划（PMGKAY）解决眼下的饥饿，同时拔出了结构性改革的利剑。PMGKAY始于新冠肺炎紧急应对，但凭借政治人气不断延长。2024年底，莫迪政府宣布将该计划延长至2028年12月。这项向8亿人每月免费提供5公斤大米或小麦的计划，年成本约2万亿卢比（约240亿美元）。这项世界规模最大的粮食福利政策实际上已趋于永久化。通过引入生产挂钩激励（PLI）制度，鼓励半导体、电子、制药等核心产业的国内生产，并扩大了对中小微企业（MSME）的无担保贷款。新冠肺炎暴露的全球供应链脆弱性，为莫迪向全球企业发出“离开中国，来到印度”的信息提供了名义。

这一时期对韩国经济也产生了直接冲击。三星电子的诺伊达工厂和现代汽车的钦奈工厂因封锁而停产，全球销售额受到打击。然而矛盾的是，新冠肺炎成为让韩国企业重新确认印度战略价值的契机。对于想要降低对华依赖的韩国企业来说，印度几乎是唯一的替代方案，而莫迪政府挥舞着PLI制度这根胡萝卜，积极拉拢他们。

结果，印度在主要经济体中成功实现了快速的V型反弹。2022年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2025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四。这是拥有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年轻劳动力和数字化基础设施产生的增长动力在疫情后全面运转的结果。新冠肺炎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同时给莫迪带来了两样东西：数百万人的痛苦这一无法抹去的阴影，以及实现向“后中国”制造强国飞跃的矛盾机遇。

莫迪第二任期对新冠肺炎的应对是他统治方式的缩影。果断的抉择与不足的准备、化危为机的战略灵活性与弱势群体首先倒下的结构性残酷并存。他通过运送疫苗和提振经济巩固了权力，但恒河上漂浮的尸体，是那份权力未能守护的人们的名单。

5.3 内部抵抗：农民抗议、新闻自由争议

2021年11月19日早晨，纳伦德拉·莫迪总理站在电视摄像机前。这天是锡克教创始人古鲁那纳克（Guru Nanak）的诞辰，也是印度北部最大的节日古鲁普拉布（Gurpurab）。往常坚定的语气消失了。莫迪低头说道：“我真心实意地制定了法律，但未能说服部分农民。”这是他就任以来从未退缩过的人，首次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令他屈服的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是驾驶拖拉机来到首都的农民。

三部法律，一种愤怒

事件要追溯到一年零两个月前。2020年9月，莫迪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混乱中，在议会通过了三项农业相关法案。法案的核心是向民间开放农产品流通市场。政府的逻辑很清晰：打破现有的政府管理批发市场，即曼迪（Mandi）体制，让农民直接与企业交易，从而减少中间手续费并增加收入。这是莫迪经济学“正如‘印度制造’改变了制造业，也要用市场力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延伸。

然而，对于旁遮普（Punjab）和哈里亚纳（Haryana）的农民来说，这些法案被读作“生存的死刑判决”。核心争议点是最低支持价格（MSP, Minimum Support Price）。MSP是1960年代绿色革命后构成印度农业政策骨架的制度，是联邦政府对小麦、大米等主要农产品保证最低收购价格的装置。如果政府管理的曼迪弱化，MSP体系本身必然动摇。农民们直觉地感到，一旦定价权落入阿达尼（Adani）或瑞来斯（Reliance）等巨头农产品企业手中，他们将沦为这些企业的外包劳工。

法案通过的过程也加剧了愤怒。在联邦院，在野党要求投票但遭到拒绝，法案几乎是以口头表决的形式强行通过。在宪法上，农业属于各邦的管辖事项，联邦政府却在未经各邦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行。这引发了对法案内容本身以及莫迪式单向施政方式的反弹。

去德里（Dilli Chalo）：“我，要去德里”

2020年11月，数万名来自旁遮普和哈里亚纳的农民驾驶拖拉机向新德里进发。“去德里（Dilli Chalo）”在印地语中意为“去德里”。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水炮阻拦，但农民的队伍并未停止。由于进入德里的通道被切断，他们占领了辛格（Singhu）、蒂克里（Tikri）、加济布尔（Ghazipur）等首都郊区的主要边界点，进入长期静坐示威。

这并非普通的示威。农民们准备了粮食、寝具、发电机甚至洗衣机，建立了一个自治共同体。在锡克教传统的公共食堂兰加尔（Langar）中，每日免费提供三餐，志愿医生运营着诊所。200多个农民团体组成了“联合农民阵线（Samyukta Kisan Morcha）”，创造了跨越种姓、宗教和地区的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被记录下来的大规模示威现场之一。

政府采取了强硬对策。在示威现场周边钉上铁钉，筑起混凝土路障，并切断了互联网。执政党人士和亲政府媒体将示威者抹黑为“卡利斯坦（Khalistan, 锡克教分离主义）恐怖分子”或“反国家势力”。2021年1月26日印度共和日，农民的拖拉机游行演变为部分暴力事件，部分示威者进入红堡（Red Fort），政府以此为借口进一步加大了镇压强度。

然而，农民们没有被打垮。在12月的零下严寒、6月的50度酷暑以及新冠肺炎的威胁下，他们坚守了一年多。在此过程中，据农民团体统计，有700多人因寒冷、疾病、事故、自杀等原因丧生。政府官方并不承认这一数字，也拒绝向遗属提供补偿。

莫迪为何退缩

那么，坚持了一年多的莫迪为什么突然道歉并撤回法案呢？答案在于印度政治的运作方式。2022年初，被称为印度“民心风向标”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旁遮普邦选举迫在眉睫。农民示威的火焰正烧向BJP的核心支持基础——北方邦西部的贾特（Jat）农民。失去这些选票可能会断送通往莫迪3.0（Modi 3.0）的道路。

莫迪刻骨铭心地确认了权力最终源自投票箱这一事实。2021年12月，议会正式废除了三项法案，农民解除了静坐。然而，农民要求的MSP法律保障并未实现。2024年2月，农民再次走上街头，这次警察用无人机投放了催泪弹。法案消失了，但冲突的根源依然埋在地下。2024年11月，农民领袖贾格吉特·辛格·达勒瓦尔（Jagjit Singh Dallewal）为要求MSP的法律保障开始绝食斗争。达勒瓦尔的绝食持续了52天，随着这位73岁老人的生命垂危，全国的目光都被吸引。最高法院直接介入并建议停止绝食，出现了这种罕见情况。莫迪政府撤回农民法案已过去三年，但农民的根本诉求却一步也未能前进，依然在原地踏步。

被捂住的笔杆：新闻自由的坠落

如果说农民抗议是道路上的抵抗，那么莫迪第二任期的另一个阴影则在看不见的空间进行：封住媒体的嘴巴。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印度的排名在莫迪执政后持续下滑。2014年排名第140位，2023年跌至第161位，2024年也停留在第159位。在180个国家中处于下游，属于“非常严重（very serious）”级别。RSF将印度的媒体环境描述为“非正式的紧急状态（unofficial state of emergency）”。

媒体控制在多个层面同时运作。第一，媒体所有权结构的重组。与莫迪总理亲近的财阀收购了主要媒体公司，导致批判性的声音逐渐消失。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瑞来斯集团拥有70多家媒体，构建了触达8亿印度人的庞大媒体帝国。2022年底，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集团收购了印度代表性的批判性媒体NDTV，这一事件极具决定性。RSF评价这是“宣告主流媒体多元性终结的信号”。印度公民将这类亲政府媒体称为“膝上媒体（Godi Media）”。“Godi”在印地语中意为“膝盖”，且发音与“Modi”相似。这是一种嘲讽，意为坐在权力膝盖上的宠物犬媒体。

对于韩国读者来说，这种情况可能并不陌生。在1970至80年代的韩国，政府也曾合并传媒机构并下达报道准则。不同之处在于，在印度，国家并未直接拥有媒体，而是亲政府财阀借用市场逻辑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第二，对批判性记者的司法打压。莫迪政府利用殖民时代的遗产“煽动罪”和反恐法《非法活动预防法》（UAPA）作为媒体控制的工具。来自喀拉拉邦的记者西迪克·卡潘（Siddique Kappan）在前往采访北方邦群体性侵案件途中被捕，因涉嫌恐怖阴谋被关押两年多。事实核查媒体“Alt News”的联合创始人穆罕默德·祖拜尔（Mohammed Zubair）因过去的推文被捕入狱。新闻门户网站“NewsClick”因涉嫌接受中国资金受到UAPA调查，创始人被捕。在一个采访本身就成为犯罪的国家，记者们只能选择自我审查。

第三，对外国媒体的报复。2023年1月，英国BBC播放了一部探讨2002年古吉拉特邦骚乱期间莫迪作用的纪录片《印度：莫迪问题（India: The Modi Question）》。印度政府立即启动紧急措施，在YouTube和推特上封锁了相关视频链接。在大学校园试图放映该纪录片的学生被拘留。几天后，税务当局突击搜查了BBC在新德里和孟买的办公室，进行了高强度的调查。这是对批判性报道的明显报复（关于与莫迪安全民族主义基调的关联，参见第四章 4.5）。

印度在互联网切断方面也创下了世界纪录。据数字权利组织“Access Now”统计，2016年以来，印度实施互联网切断的次数超过700次。从克什米尔的长期切断，到农民抗议现场的切断，甚至以防止考试作弊为名的切断。印度连续五年成为世界上实施互联网切断次数最多的国家。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将印度从“自由国家”降级为“部分自由国家”。

农民冲破了路障。他们的拖拉机阻止了立法机构的独走，证明了选举这一民主装置可以制衡权力。然而就在同一时期，传达那场胜利的麦克风却在接连熄灭。14亿人口的声音变大了，但传达那声音的通道却在变窄。莫迪第二任期的印度就是那样的国家。

5.4 阿达尼事件：政商勾结嫌疑

2023年1月24日，纽约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份报告被上传到了网上。这是由美国专门从事做空的投资公司兴登堡研究（Hindenburg Research）编写的。标题是：“阿达尼集团：世界第三大富豪如何完成了企业史上最大的骗局。”106页的披露在随后的十天内使1500亿美元（约合200万亿韩元）的市值蒸发。整个印度股市摇摇欲坠，报告的冲击波跨越大洋，震动了新德里的政坛。

这一事件之所以超出企业丑闻的范畴，是因为阿达尼集团的命运与莫迪总理的权力精准重叠。

卖茶少年与钻石经纪人

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是一名大学辍学后从孟买的钻石经纪人起步的人物。与莫迪一样，他出身于古吉拉特邦，白手起家，并以谦逊的起点为荣。两人的轨迹开始交汇是在2000年代初期，即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

当莫迪举办“活力古吉拉特（Vibrant Gujarat）”招商引资活动时，阿达尼是站在最前排提供资金并执行项目的伙伴。莫迪分配土地并放宽环境规管，阿达尼则建造港口和发电站。在第三章探讨的“古吉拉特模式”背后，存在着这两人的共生关系（参见第三章 3.3）。

2014年5月，当莫迪当选总理前往新德里时，他乘坐的飞机机身上赫然印着“ADANI”字样。总理当选人乘坐特定企业的专机进入首选，这在印度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批评者将其作为浓缩两人关系的一张照片而铭记。

基础设施帝国的诞生

莫迪执政后，阿达尼集团的膨胀速度令人惊叹。港口、机场、电力、煤炭、防务、绿色能源，还有媒体。当政府推进机场民营化时，毫无机场运营经验的阿达尼集团垄断了包括孟买在内的6个主要机场的运营权。在环境规管放宽的地方，煤矿获批；通过收购以色列海法港，业务延伸至海外。高塔姆·阿达尼的资产激增，曾一度跃居世界富豪榜第三位。

批评者将其称为“2A经济”。A是指阿达尼（Adani）和安巴尼（Ambani）。批评认为莫迪政府的核心经济政策是为这两个财阀量身定制的。在野党领袖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在议会举起莫迪与阿达尼的合影问道：“成为总理后，阿达尼的资产是如何增长到这种程度的？”莫迪始终没有直接提及阿达尼的名字。

对于韩国读者来说，这种构图可能感觉很熟悉。在国家将资源倾斜给特定企业以带动高速增长这一点上，它与韩国的财阀模式有相似之处。但有一个决定性的区别：韩国财阀的增长是通过激烈的出口竞争得到验证的，而阿达尼的增长主要基于垄断性地承包政府基础设施项目。其增长引擎被质疑是政治人脉而非市场，这便是阿达尼事件的核心（参见第三章 3.3 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讨论）。

兴登堡的炸弹

2023年1月24日公开的兴登堡报告是为期两年的追踪调查结果。报告的核心可以浓缩为三点：

第一，主张阿达尼家族在毛里求斯、阿联酋、加勒比海等避税天堂设立了数十家壳公司（影子回司），并通过这些公司大量买入阿达尼旗下公司的股票，人为抬高股价。第二，分析认为其拥有通过虚高的股价作为担保获得巨额贷款以扩张业务的危险杠杆结构。第三，怀疑其利用离岸法人规避了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限制大股东持股比例为75%的规定。兴登堡结论认为，阿达尼集团的主要上市公司被“高估了85%以上”。

市场的反应是即时且具有破坏性的。报告发布后十天内，阿达尼集团的市值缩水了一半。据一家媒体描述，蒸发的金额相当于哥斯达黎加全国GDP的两倍。阿达尼企业雄心勃勃推进的25亿美元规模的配股增资被紧急取消，高塔姆·阿达尼从世界富豪榜第3位跌至20位开外。花旗集团将阿达尼债券的担保价值定为0，标普将阿达尼企业从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中剔除。

“对印度的攻击”

阿达尼集团发布了一份长达413页的反驳信。将兴登堡的主张斥为“曼哈顿的麦道夫（诈骗犯）”所写的“精心计算的谎言”，并界定报告的真正目的“不是攻击特定公司，而是对印度独立性和增长故事精心计算的攻击”。这是一种将企业舞弊疑云置换为对国家攻击的策略。

莫迪政府和BJP也采用了同样的逻辑。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拒绝在野党组建联合调查委员会（JPC）的要求。在议会中，出现了在野党议员的麦克风被关掉、发言记录从速记记录中被删除的情况。拉胡尔·甘地因涉及阿达尼的发言被判名誉毁谤罪成立，一度丧失议员资格。

另一方面，印度最高法院命令SEBI进行调查，但SEBI的应对态度消极。2024年1月，最高法院判定不需要另行组建特别调查组（SIT），表示信任SEBI的调查。然而在2024年8月，兴登堡通过后续报告提出SEBI主席本人与阿达尼集团存在利益冲突，导致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本身成为众矢之的。缺乏监督监督者的人，这就是印度金融市场面临的根本问题。

随后在2024年11月，阿达尼事件进入了全新的局面。美国司法部（DOJ）以行贿及欺诈罪名起诉了高塔姆·阿达尼及其侄子萨加尔·阿达尼（Sagar Adani）。起诉书内容令人震惊：核心指控是阿达尼方为了中标印度太阳能项目，向印度政府官员提供了价值2.65亿美元（约3500亿韩元）的贿赂。根据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的起诉书，这些贿赂是为了获得印度多个州有利的购电协议而付出的代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另行提起了民事诉讼。

阿达尼集团立即否认了所有指控。高塔姆·阿达尼表示“将动用一切法律手段证明清白”。然而，在美国司法体系内提出的这项起诉，其分量与兴登堡报告不可同日而语。做空机构的报告可以交给市场去判断，但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是通往刑事审判的道路。肯尼亚取消了与阿达尼集团的机场建设合同，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开始重新审视与阿达尼的交易。

印度在野党立即要求莫迪总理作出解释。“与总理最亲近的商人因在美国行贿被起诉，总理为何保持沉默？”然而，莫迪和BJP这次依然没有开口。

增长模式的阴影

阿达尼事件留下的问题超出了单家公司是否存在舞弊。这是对莫迪经济学结构性矛盾的质问。

莫迪的经济战略是“国家冠军（National Champion）”模式。通过国家培育少数巨头企业来建设基础设施并拉动增长。这与韩国的发展经验有相似之处。但如果说韩国通过半导体、汽车、造船等全球竞争验证了财阀的能力，阿达尼的业务则主要基于国内基础设施的垄断。在政治人脉而非竞争成为成功钥匙的结构中，忠诚优于效率，人脉优于创新。

在野党将其称为“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这种质问是：在“自力更生的印度”口号下推进的国家主导增长，实际上是否是为了少数亲信财阀的利益？此外，莫迪政府引入的“选举债券（Electoral Bonds）”制度被批评为让不透明的企业捐款流向执政党的通道。

尽管如此，阿达尼集团生存了下来。全球投资公司GQG Partners投资19亿美元恢复了信誉，股价开始缓慢回升。到2024年6月左右，阿达尼集团的市值大部分恢复到了兴登堡报告之前的水平。高塔姆·阿达尼也重新回到了世界富豪前列。然而，同年11月的美国起诉导致股价再次暴跌，阿达尼集团再次站在了生存的十字路口。

权力有时会将自己隐藏在华丽的机场航站楼和巨大的港口起重机背后。正如罗伯特·卡罗通过纽约的道路和桥梁追踪罗伯特·摩斯的权力一样，阿达尼事件是让人们得以窥见隐藏在印度高速公路和发电站背后的权力运作方式的事件。始于兴登堡报告的疑云，转移到了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上。数字可以撒谎，但谁在监视那些数字，谁又在监视那些监视者，这个问题成为了迎来莫迪3.0的印度必须解开的沉重宿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