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11恐怖袭击与情报失败的教训

(1) 信息孤岛的悲剧与CIA的局限

2001年9月11日早上8点46分,美国航空11号航班撞上了世界贸易中心北塔。17分钟后,联合航空175号航班贯穿了南塔。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CIA总部地下指挥室里,分析员们盯着屏幕。没有人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不,准确地说,他们本可以预见,却没有预见。

各情报机构开始翻查自己手中的档案。CIA知道两名基地组织成员纳瓦夫·阿尔-哈兹米和哈立德·阿尔-米赫达尔已经入境美国。2000年1月,CIA在监视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场基地组织聚会时,首次锁定了这两个人。但CIA没有把这条情报移交给FBI。FBI负责国内事务,CIA负责海外情报。两个机构之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

与此同时,FBI某地方分局的一名探员在那年夏天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多名中东男子正在美国各地的飞行学校接受训练。他警告说,这可能与恐怖袭击计划有关。然而这份报告被埋进了FBI总部某个人桌上的抽屉里。在明尼苏达州被捕的扎卡里亚斯·穆萨维,他的笔记本电脑里装有飞行模拟程序。FBI一线探员申请了搜查令要查看他的电脑,总部却驳回了申请,理由是搜查令申请书上的措辞不符合法律标准。

NSA,即国家安全局,整个夏天都在截获通信,内容指向「一次大规模袭击即将来临」。他们把情报报告给了总统。8月6日的总统每日简报标题是「本·拉登决心在美国境内发动袭击」。但这份简报没有具体的日期、地点和方式。NSA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收集情报,而不是分析或串联情报。

问题不在于缺少情报。情报多得溢出来了。CIA、FBI、NSA、国务院、移民归化局,所有这些机构各自握着拼图的一块碎片。恐怖分子的护照是伪造的,他们上过飞行学校,他们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他们就在美国境内。可这些碎片散落在不同的房间里。每个机构有自己的数据库,用自己的分类体系,遵守自己的安全规定。一个CIA分析员想要调阅FBI的调查记录,得走一套复杂的行政手续。大多数时候,根本没人尝试过。

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孤岛」。孤岛,英文叫Silo,本意是农场里储存谷物的圆筒仓。装小麦的仓和装玉米的仓之间隔着墙,一边的谷物流不到另一边去。9·11之前的美国情报体系就是这样。情报被收集了,但没有流动。没有共享。没有串联。

9·11委员会两年后得出了结论:「我们最大的失败,是没有把那些点连起来。」委员会指出,这不是个人无能造成的,而是系统结构的问题。冷战时代设计的情报体系,是为了对付苏联这一个敌人而建的。但新的敌人基地组织不一样。他们跨越国境,像网络一样运作,不遵守任何规则。按部门划隔间的官僚体制,应付不了这种对手。

委员会报告出台后,美国国会设立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目的是拆掉情报机构之间的隔墙。但光改组织架构图远远不够。真正的问题在于数据。几十个机构用各自不同的格式存储了数以亿计的文件、影像、通信记录和金融交易记录,怎样才能把它们连成一体?靠人眼做不到。需要计算机。可当时政府手里的计算机系统是1980年代设计的,用着不同的操作系统,不同的编程语言,互相不兼容。

有一个人读了这份报告。他不是情报人员,不是军人,也不是政客。他是硅谷的一位企业家,经营着一家在线支付公司。他的名字叫彼得·蒂尔。

(2) 彼得·蒂尔的愿景:「不牺牲自由,也能守护安全的技术」

2002年的某一天,彼得·蒂尔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咖啡馆里喝着咖啡翻报纸。头版登的是9·11委员会的中期报告。「没能把那些点连起来。」蒂尔的目光停在这句话上移不开了。因为他以前恰好解决过同一类问题。

蒂尔刚把PayPal以15亿美元卖给了eBay。PayPal是一个在线支付服务,每天有数百万人通过互联网收付款。问题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交易是欺诈。俄罗斯黑帮、尼日利亚诈骗团伙、信用卡盗刷犯都在利用PayPal转移资金。一度,PayPal总交易量中超过1%是欺诈交易,足以拖垮公司。蒂尔和PayPal的工程师们为此开发了一套名为「IGOR」的系统。IGOR分析数百万笔交易数据,从中找出可疑模式。比如,一个账户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多笔交易,系统就会标记;同一个IP地址登录了多个不同账户,系统就会发出警报。交易金额、时段、地点、卡种、收货地址,几十个变量组合在一起,算出一个欺诈概率评分。但IGOR不做最终决定,最后的判断留给人。系统筛出可疑交易,分析师来确认。

蒂尔想到了一件事:恐怖分子和诈骗犯没什么两样。他们也汇款、买机票、租车、租公寓、打电话、发邮件、出入境。所有这些行为都会留下数字痕迹。如果政府能把这些痕迹串联起来,是不是就能提前阻止恐怖袭击?

蒂尔还有另一层顾虑。他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厌恶政府监视公民隐私。9·11之后,美国社会笼罩在恐惧之中。《爱国者法案》通过了。政府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通话记录。「为了安全,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由」,这种论调越来越有市场。蒂尔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

「如果技术运转得当,不用放弃自由,也能保障安全。」

蒂尔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这样说。不是让政府无差别地收集所有人的数据,而是只挑出有嫌疑的数据来分析。并且,谁在什么时候查看了什么数据,全部留下记录。分析师想查看权限之外的信息,系统直接拦截。查阅记录日后可以接受审计。这样一来,既能追查恐怖分子,又能保护普通公民的隐私。

蒂尔开始为这个构想组建团队。第一个招募的人是PayPal的工程师内森·盖廷斯,他是IGOR系统的核心设计者。第二个和第三个是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乔·朗斯代尔和斯蒂芬·科恩,两人都主修计算机工程,曾在蒂尔的PayPal时代做过实习生。他们从2004年开始开发原型。

蒂尔还缺一个人:领导公司的CEO。蒂尔是出色的投资人,但对自己当管理者没把握。管理复杂的组织、跟政府官僚谈判、向员工宣讲愿景,这些事他自认不擅长。于是他想起了斯坦福法学院时代的朋友,亚历克斯·卡普。

选卡普,看起来很奇怪。他不是工程师,不会写代码,没有创业经验。他是哲学博士,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以新古典主义社会理论拿的学位。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攻击性与政治认同」。当时他住在伦敦,经营一只小型对冲基金,替富裕家族管理资产。

蒂尔选卡普,恰恰是看中了他的这段履历。一家与政府合作、处理机密数据的公司,需要法律和伦理方面的敏感度。卡普有法学学位,受过哲学训练。他是那种本能地会问「这项技术被滥用了会怎样」的人。蒂尔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

2003年5月6日,一家名为「Palantir Technologies」的公司在特拉华州注册成立。公司使命是「开发支持反恐行动的软件」。蒂尔投入了300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卡普出任CEO。他们在帕洛阿尔托的一间小办公室安顿下来,开始写代码。

但硅谷的其他风险投资人毫无兴趣。投钱给一家跟政府做生意的创业公司,在当时被认为是疯了。政府合同慢、流程复杂、利润率低。

红杉资本的迈克尔·莫里茨在蒂尔和卡普的路演会上,全程只在笔记本上涂鸦。凯鹏华盈的一位合伙人说:「你们的公司一定会倒闭。」

不过有一个地方,仅仅一个地方,表现出了兴趣。那就是CIA旗下的风险投资机构In-Q-Tel。

二、CIA的风险投资:与In-Q-Tel的结合

(1) 硅谷工程师与情报分析员的相遇

2004年的某一天,亚历克斯·卡普站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一栋外观普通的办公楼前。他穿着一件松垮的夹克,头发乱蓬蓬的。楼里等着他的,是一群穿着笔挺西装的前间谍和国防部官员。卡普并不紧张。或者说,他太不紧张了,这本身可能就是个问题。

In-Q-Tel是1999年时任CIA局长乔治·特尼特创立的非营利风险投资机构。名字里的「Q」巧妙地致敬了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技术发明家Q。

In-Q-Tel的使命很清楚:发掘民间最新技术,引入情报机构。冷战结束后,CIA在技术上日益落伍。Google正在颠覆网页搜索的时候,CIA的分析员还在用文字处理软件和Excel表格整理情报报告。

In-Q-Tel的CEO是吉尔曼·路易。他是一名电子游戏设计师。他开发的飞行模拟游戏精细到被空军拿来训练飞行员。特尼特局长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把他挖来的。路易懂前沿技术,也知道怎么把技术用到实际工作中。

通常路易不会亲自参加路演会。要经过下属先行筛选,案子才会到他桌上。但Palantir的情况不同,因为彼得·蒂尔牵涉其中。蒂尔凭借PayPal已经声名在外,他的资金和人脉不可忽视。路易决定亲自出席。

卡普和Palantir团队不知道的是,当时CIA正急切地需要新的数据分析技术。CIA主要使用的是一款叫「Analyst's Notebook」的软件,由英国公司i2出品。界面尚可,但数据处理能力有严重短板。一旦处理大规模数据,系统就会变慢甚至死机。分析员怨声载道。

卡普开始了演示。他没用PPT幻灯片,而是用语言阐述。像哲学家一样,他从问题的本质切入。9·11的失败不是信息匮乏,而是信息未被串联。需要一个系统,把各机构的数据汇聚到一起,找出隐藏的模式,呈现给分析员。但这个系统不能是黑箱。分析员必须能理解结果是怎么得出的。而且谁在什么时候看了什么数据,全部要有据可查。

路易点了点头。这正是他想听到的。

In-Q-Tel决定向Palantir投资大约200万美元。以硅谷标准来看,这笔钱不算多。但比钱更重要的是另一样东西。In-Q-Tel的投资等于给Palantir盖上了「政府认可」的印章。而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们帮Palantir打开了门。In-Q-Tel协助Palantir的工程师们获得了安全许可,并把他们带到了真正的CIA分析员面前。

一开始冲突不断。硅谷工程师和华盛顿情报分析员,说的是两种语言。工程师们穿着短裤,睡在办公室地板上。他们讨厌权威,无视规则,信条是「快速失败,快速修复」。分析员则是在官僚体制里过了一辈子的人。他们重视流程,尊重等级,犯错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

Palantir的第一个原型在CIA分析员面前惨遭失败。系统做得很炫,但没能解决分析员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分析员问:「按这个按钮,能告诉我本·拉登在哪儿吗?」工程师们哑口无言。他们懂技术,但不懂用户。

于是Palantir采取了新策略,叫做「前线部署工程师(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工程师们离开加州舒适的办公室,进驻华盛顿的地下掩体和阿富汗的前沿基地。他们坐在分析员旁边,观察分析员怎么工作,问他们哪里不顺手,然后当场改代码。

这跟传统军工企业的做法截然不同。洛克希德·马丁或雷神这类大型军工公司,从政府拿到需求文档,花几年开发产品,再交付成品。产品到了现场不好用,改起来又是几年。Palantir不一样。他们几周内做出原型,在现场测试,收集反馈,修改,重新部署。用硅谷的速度为政府造软件。渐渐地,分析员们的态度开始转变。他们发现,用Palantir的软件,以前要花几个月的分析工作,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在伊拉克,他们发现了简易爆炸装置(IED)的埋设规律。在阿富汗,追踪到了塔利班的资金链。毒品卡特尔的网络被可视化呈现。分析员之间传开了:「试试Palantir,跟以前不一样。」

(2)「为政府打造的Google」:身份的确立

2008年,Palantir发布了第一款正式产品「Gotham」。名字取自蝙蝠侠的城市「哥谭市」,寓意在黑暗中与犯罪作战的英雄。Gotham是一个大规模数据分析、整合与可视化平台,专为情报机构和军事行动设计。

Gotham的核心功能是搜索。但跟Google的搜索不同。Google搜索的是公开的网页,帮任何人快速找到公开信息。

Gotham搜索的是锁住的数据。机密文件、情报报告、监听记录、金融交易明细、机票预订记录、出入境记录。分散在不同数据库里的信息,被汇聚到同一个界面上。举个例子:分析员输入某个恐怖嫌疑人的名字,Gotham就把与这个名字相关的所有信息拉出来。他用过哪些电话号码。这些号码跟谁通过话。那些人的银行账户。账户里资金的进出流向。他订过的机票。同一航班上还有谁。所有这些信息以图谱的形式呈现出来,点与点之间用线连接。分析员一眼就能看清整个网络的全貌。

所以人们把Palantir称为「政府版Google」。这个绰号贴切，但不完整。Google只是帮你找到信息，判断是用户自己的事。Palantir也一样。但有一个决定性的区别：在Google上，任何人可以搜索任何东西；在Palantir上，不行。

Palantir系统内置了严格的访问控制。每个用户都有权限等级。某位分析师只能访问A数据库，另一位只能访问B数据库。试图查看无权限的信息，系统会直接拦截。所有操作都记录在日志里。谁在什么时间打开了哪个文件，输入了什么搜索词，导出了什么结果，全部留痕。事后审计人员可以逐条审查这些日志。这就是彼得·蒂尔所说的「不放弃自由的安全」的含义。不是无差别监控，而是受控分析。当然这套系统并不完美。访问权限需要有人来设定，而那个人可能犯错，也可能滥权。但至少比之前的体系好。以前分析师可以随意翻阅文件柜，不留任何记录。

2010年，Palantir客户中70%是政府机构：CIA、FBI、NSA、海军陆战队、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剩下30%是民间金融机构。摩根大通等大型银行开始用Palantir做反欺诈检测。从PayPal起步的技术，扩展到了华尔街。

Palantir周围流传着神秘的传闻。据说2011年击毙奥萨马·本·拉登的行动中，Palantir发挥了作用。美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六队突袭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藏身处击毙本·拉登时，追踪他用的就是Palantir的软件。Palantir对这个传闻既不否认，也不确认。沉默滋生了神秘感，神秘感带来了新客户。

Palantir把自身定位不是普通的IT外包商，而是「守护民主制度的核心基础设施供应商」。

亚历克斯·卡普在采访中说过：「我们相信软件能改变战争的面貌。」这不是夸张。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用Palantir预测叛军的移动路线、分析简易爆炸装置的埋设规律、追踪敌方资金流向。情报快了，决策就快；决策快了，行动就快。战场上，速度就是生命。

硅谷的异类们造出的软件，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强军队的神经网络。

三、《指环王》与Palantír

(1)「远见之石(Seeing Stones)」：公司名称背后的使命

彼得·蒂尔是J.R.R.托尔金的狂热粉丝。斯坦福本科时就把《指环王》读了好几遍。给公司取名的时候，他想到了小说中那件神秘的器物：Palantír，复数形式为Palantíri。

Palantír在托尔金创造的精灵语「昆雅语(Quenya)」中意为「远望之物」。「Palan」是「远」，「tir」是「注视」。小说里，Palantír是无法摧毁的水晶球。

持有这颗球的人，可以超越时空看见远方正在发生的事。可以窥见过去的事件，也可以与持有另一颗Palantír的人通讯。

按照托尔金的神话设定，Palantír由维林诺的诺多精灵制作，很可能出自最伟大的工匠费诺尔之手。总共存在8颗Palantír，其中7颗在中洲。忠诚的努门诺尔人将它们部署在刚铎和阿尔诺王国各处。

这些石头组成了一个监视整个王国的网络。国王可以提前知晓远方的叛乱，也能感知边境的入侵者。

蒂尔认为这个名字完美地象征了公司的使命：洞察分散于全球的海量数据，从中识别隐藏的威胁，保护国家安全。9·11的悲剧恰恰因为「没能远望」而发生。情报机关未能将碎片化的数据串联起来，未能预见逼近的袭击。Palantir的软件，立志成为那双「远望之眼」。

但托尔金的故事里也蕴含着警告。在《指环王》中，Palantír是双刃剑。白袍巫师萨鲁曼想通过Palantír监视敌人的动向，却凝视得太深。黑暗魔君索伦持有另一颗Palantír，萨鲁曼被索伦控制了心智，堕落为索伦的爪牙。

刚铎摄政王德内梭尔也使用了Palantír。他想查明敌军兵力以保卫自己的王国，索伦却通过Palantír向他展示绝望的幻象。德内梭尔看到铺天盖地的敌军，丧失了一切希望，最终跳入烈火自焚而死。

托尔金学者简·昌斯·尼茨修分析道：萨鲁曼因为选择了「单纯的知识」而抛弃了「真正的智慧」，才走向毁灭。Palantír给出了信息，却没有给出正确解读信息的智慧，反而让人在信息洪流中丧失判断力。

蒂尔和卡普充分意识到了这一文学层面的警告。他们知道自己创造的技术可能变成萨鲁曼的Palantír。强大的监控能力一旦被滥用，就会沦为极权工具。因此他们把访问控制和审计日志置于系统核心。原则是：「可以看见一切，但不该看的绝不去看。」

Palantir各地的办公室也遵循托尔金的世界观。帕洛阿尔托总部叫「夏尔(The Shire)」，霍比特人的故乡。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的办公室叫「瑞文戴尔(Rivendell)」，精灵的避难所。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叫「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刚铎王国的首都。每间会议室都以托尔金的地名命名。新员工入职时会收到《指环王》作为必读书。

这不只是品牌包装，而是Palantir的身份认同本身。他们把自己比作「守护中洲的自由民族联军」。敌人是索伦，即恐怖分子和极权国家。他们的武器不是刀剑和弓箭，而是代码和算法。他们打造的Palantír，是守护西方文明的「远见之石」。

批评者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警告说Palantir本身才可能变成索伦之眼：国家用来监控公民的极权工具，以保卫自由之名摧毁自由的讽刺。Palantir这个名字所承载的两面性，贯穿了公司整部历史，成为永不停歇的争论。

(2) 十七年的沉默：从独角兽到上市之路

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开盘钟声响起。屏幕上第一次出现了「PLTR」这个代码。Palantir Technologies的股票开始在公开市场交易。参考价7.25美元，开盘价10美元，收盘价9.50美元。市值约165亿美元，按完全稀释计算达到217亿美元。

Palantir成立于2003年，到上市足足用了17年。硅谷创业公司通常5到10年内上市或被收购，这个时间跨度极为罕见。

为什么在非上市状态停留了这么久？

第一个原因是客户的特殊性。Palantir的主要客户是CIA、NSA、FBI、国防部，是间谍和特种兵。这些人极其不愿公开自己使用什么软件。上市意味着公开财报，披露营收明细，哪个政府机构付了多少钱都可能暴露。客户不想看到这种局面。

第二个原因是亚历克斯·卡普的理念。卡普鄙视华尔街的短期业绩压力。每季度发布业绩、为了迎合分析师预期而调整战略，他一概拒绝。他的思考尺度是10年、20年。目标是构建守护西方文明的技术基础设施。这种长期工程与季度报告制度难以共存。

2013年，卡普在媒体采访中说：「一旦上市，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会变得非常难运营。」同年12月，Palantir从私人投资者处融资4.5亿美元，估值90亿美元。《福布斯》称Palantir为「硅谷最具价值的非上市科技公司之一」。

2014年又融资5000万美元，估值升至150亿美元。2015年融资8.8亿美元，达到200亿美元估值。「独角兽」已不足以形容，Palantir成了「十角兽」(decacorn)，即十倍于10亿美元门槛的企业。

光鲜数字背后是痛苦。Palantir每年亏损数亿美元。2018年净亏损5.98亿美元，2019年净亏损5.88亿美元。不是赚得多，而是花得多。问题出在商业模式上。

Palantir长期像咨询公司一样运营。派工程师驻场，为客户定制安装软件，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逐一修改。这种方式成本极高，获取一个客户动辄耗费数百万美元和数月时间。

2016年迎来转折。Palantir推出了名为「Foundry」的新平台。与Gotham不同，Foundry面向民间企业设计。制造业、金融、医疗、能源领域的公司可以用它整合和分析自身数据。Foundry比之前更标准化，定制工作减少了，部署时间从数月缩短到数天。成本结构开始改善。

2018年，摩根士丹利将Palantir估值下调至60亿美元，较2015年的200亿美元骤降。投资人的耐心快要耗尽了。一家17年只亏不赚的公司，还能押注多久？Palantir内部也开始讨论上市。

然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讽刺的是，疫情反而给了Palantir机会。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用Palantir的Foundry管理疫苗配送和床位调度。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用一款名为「Tiberius」的Palantir软件分配疫苗。Palantir一夜之间成了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核心供应商，营收急剧增长。

2020年9月，Palantir终于走向公开市场。但没有选择传统IPO，而是采用「直接上市(Direct Listing)」方式。IPO中公司发行新股，投行定价并收取承销费；直接上市则是现有股东直接把股票放到市场上卖，不募集新资金，也不用给华尔街中间商付佣金。

卡普有意选择了这种方式。他蔑视华尔街的惯例。上市前一天，他公开了一段在新罕布什尔州森林中拍摄的视频。他穿着越野滑雪服，戴着头盔。摘下头盔后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软件让世界更安全。如果你不认同这个信念，请不要买我们的股票。」

上市首日卡普接受CNBC采访时说：「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让公司具备巨大价值的基础。进入公开市场有助于深化与客户的关系，推动增长。」五年后的2025年9月，Palantir股价较上市首日上涨了1700%，市值突破4300亿美元。季度营收首次超过10亿美元。客户数从2020年的125家增至849家，员工也增加了1500多人。

十七年的沉默与坚守得到了回报。彼得·蒂尔最初的愿景，「不牺牲自由也能守住安全的技术」，在华尔街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估值认可。然而Palantir所展示的未来究竟是光明的，还是如托尔金的警告一般笼罩着暗影，这个判断仍然留给读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