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会主导的社会影响力

要理解格鲁吉亚，先要理解他们的信仰。无论你走在第比利斯的哪条街上，翻越卡赫季的葡萄园山丘，还是走进斯瓦涅季层层叠叠的山村，最先映入眼帘的都是十字架。顶着金色穹顶的大教堂，悬挂在悬崖边的修道院，村口的小礼拜堂。格鲁吉亚正教会（Georgian Orthodox Church）就是这个国家的风景本身。但这不只是建筑。对格鲁吉亚人来说，正教会超越了宗教。它是民族的灵魂，是五千年历史的守望者，是在无数侵略与统治中让他们始终保持「格鲁吉亚人」身份的精神堡垒。

葡萄藤十字架的诞生

格鲁吉亚接受基督教的故事，从一个女人开始。圣尼诺（St. Nino）。四世纪初，这位来自卡帕多西亚的年轻女子据传得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启示。梦中，圣母递给尼诺一个用葡萄藤枝条做成的十字架，对她说：「到伊比利亚（古格鲁吉亚）去传播福音。凭着这十字架的力量，你将在那片土地上竖起信仰的旗帜。」尼诺从梦中醒来，手里果然握着葡萄藤枝条。她用自己的头发把枝条绑成了十字架。柔软的葡萄藤无法固定得太紧，两臂自然下垂。这个独特的造型，就是今天格鲁吉亚正教会的标志「葡萄藤十字架（Grapevine Cross）」。

尼诺大约在公元320年抵达伊比利亚王国。她留在首都姆茨赫塔（Mtskheta），开始传播福音。起初人们不愿听一个外邦女子的话。但当尼诺治愈病人、施行神迹后，情况变了。决定性的时刻出现在纳娜王后身患不治之症的时候。尼诺祈祷了，王后痊愈了。王后立刻皈依了基督教。

然而米里安三世国王并没有轻易改变心意。他仍然信奉祖先世代崇拜的神灵。传说有一天，国王外出狩猎时突然被一片漆黑的黑暗笼罩，什么也看不见。惊恐之中，他向祖先的神灵恳切祈祷，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后来他向「尼诺的上帝」祈祷。那一刻，黑暗散去，光明重现。国王回到城堡后立即受了洗。公元337年（部分文献记载为326年），米里安国王宣布基督教为伊比利亚国教。格鲁吉亚成为继亚美尼亚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

尼诺的葡萄藤十字架目前保存在第比利斯的锡安尼大教堂（Sioni Cathedral）。这件十字架在数个世纪中，经历了波斯入侵、奥斯曼威胁、俄罗斯帝国吞并等动荡岁月，辗转多地。1802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其归还格鲁吉亚后，这件十字架被尊为格鲁吉亚民族最神圣的圣物。今天格鲁吉亚国旗上的四个小十字架，就是这个葡萄藤十字架的图案化呈现。

一千七百年的抵抗

格鲁吉亚接受基督教，不只是一次宗教选择，而是生存问题。格鲁吉亚在地缘上夹在几个大帝国之间。东面是波斯，南面是阿拉伯和奥斯曼，北面是俄罗斯。这些势力轮番入侵、征服、统治格鲁吉亚。但格鲁吉亚人不管失去什么，信仰始终没有交出去。

七世纪阿拉伯入侵时，穆斯林征服者强迫格鲁吉亚人改信伊斯兰。拒绝者被处决。据记载，在第比利斯姆特克瓦里河畔，超过十万名基督徒殉难。征服者在河面上漂浮着十字架圣像，告诉他们只要踩过圣像就可以活命。他们拒绝了。他们跳入河中，亲吻圣像，然后死去。今天第比利斯市民每年5月13日纪念「十万殉道者日」，就是因为这段历史。

波斯统治时期同样如此。波斯将格鲁吉亚变为附庸国，劝诱其改信琐罗亚斯德教或伊斯兰教。部分贵族妥协了，但绝大多数平民坚决拒绝。教会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所。神职人员将圣经翻译成格鲁吉亚语，创作赞美诗，记录历史。修道院成了学校，教堂成了图书馆。守护信仰就是守护语言，守护语言就是守护民族。

十四世纪，蒙古帖木儿蹂躏格鲁吉亚时，格鲁吉亚人不得不将民族珍宝和圣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们选择的地点是海拔2170米的卡兹别克山悬崖上的格尔格提圣三一教堂（Gergeti Trinity Church）。在这座耸入云端的偏远教堂里，他们藏匿了圣尼诺的十字架等珍贵文物。因为他们相信，敌军再强大，也不容易攀上那样的高处。今天格尔格提教堂已成为格鲁吉亚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但对格鲁吉亚人来说，这里的意义远不止旅游景点。它是一处圣地，象征着先辈们在任何逆境中都不肯放弃信仰的意志。

苏维埃无神论与复兴

格鲁吉亚正教会所遭受的最惨烈的迫害，讽刺的是来自同属基督教文化圈的俄罗斯。1801年俄罗斯帝国吞并格鲁吉亚后，俄罗斯正教会剥夺了格鲁吉亚教会的自治权（Autocephaly）。格鲁吉亚大牧首之位被废除，格鲁吉亚教会降格为俄罗斯正教会的一个辖区（Exarchate）。格鲁吉亚语的宗教仪式被禁止或限制，俄罗斯籍神职人员占据了主要职位。对于「教会即民族认同」的格鲁吉亚人来说，这是灵魂的殖民化。

更严酷的考验还在后面。1921年苏维埃红军占领了格鲁吉亚。共产党按照「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信条，系统性地打压教会。数百座教堂被毁或被改为仓库、工厂、监狱。数千名神职人员被处决或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宗教教育被禁止，公开表达信仰意味着要承受社会和职业上的惩罚。

但格鲁吉亚人的信仰并没有消失。它转入了地下。祖母们偷偷教孙辈们祷告词，村里的老人们在废墟般的教堂遗址上悄悄点燃蜡烛。洗礼在暗中进行，圣经靠手抄流传。七十年的无神论统治，也未能扑灭信仰的火种。

1991年苏联解体、格鲁吉亚宣布独立时，正教会以惊人的速度复兴了。被压抑的信仰如洪水般涌出。废弃的教堂开始修复，新的大教堂拔地而起。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第比利斯的圣三一大教堂（Holy Trinity Cathedral，格鲁吉亚语称「萨梅巴」Sameba）。2004年落成的这座大教堂是南高加索地区最大的正教会建筑。高达101米的它在第比利斯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对格鲁吉亚人来说，萨梅巴大教堂不只是一座建筑物，而是战胜苏维埃无神论、实现精神复兴的纪念碑。

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

如今格鲁吉亚约83%至85%的人口是正教会信徒。光看这个数字还不足以说明教会的影响力。格鲁吉亚正教会不只是信徒的宗教机构。它定义国家认同，设定社会规范，甚至影响政治决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根据2021年国际共和研究所（IRI）的民调，格鲁吉亚大牧首伊利亚二世（Patriarch Ilia II）以88%的支持率成为格鲁吉亚最受尊敬的公众人物。总统、总理，任何政治人物都望尘莫及。从1977年起担任大牧首的伊利亚二世，他的肖像不仅出现在政府大楼里，普通人家、商店、餐馆里也随处可见。在格鲁吉亚人眼中，他不只是宗教领袖，更接近于国父般的存在。

教会的影响力在政治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宪法上，格鲁吉亚是世俗国家。但2002年签订的「协定（Concordat）」赋予了正教会有别于其他宗教团体的特殊地位。政府向正教会提供大量财政支持，教会享有免税等多种优待。2024年，总理令拨付3500万拉里（约合人民币一亿元）给大牧首府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基金。

政客们一到选举季就必去教堂。大牧首的祝福合影是竞选海报的固定素材。有分析认为，2012年大选中亿万富翁毕济纳·伊万尼什维利（Bidzina Ivanishvili）领导的「格鲁吉亚之梦（Georgian Dream）」党获胜，正教会的默许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与大牧首府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被批评为削弱了世俗主义与法治的基础。

教会在社会争议上同样发出强硬的声音。矛盾最尖锐的焦点是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问题。格鲁吉亚正教会将同性恋定性为「致命的罪」，予以强烈反对。2021年伊利亚二世大牧首在复活节牧函中表示，同性婚姻是「强烈的禁忌」，「定义人的传统身份，，'男人'与'女人'、'家庭价值'，，正在被抹去」。同年7月，第比利斯计划举办骄傲游行时，教会和保守团体组织了激烈的反对示威。部分示威者甚至袭击了骄傲组织的办公室和记者。

教会的这种强硬立场也与格鲁吉亚加入欧盟（EU）的努力产生了摩擦。欧盟将保护性少数群体权利等人权标准列为入盟条件。但由于教会和保守势力的反对，格鲁吉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难以推进。2024年，政府为回应欧盟的反歧视法要求，通过了一部「家庭价值与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实质上限制了LGBTQ+权利，遭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

宗教宽容的传统与局限

格鲁吉亚正教会虽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但格鲁吉亚在历史上也是一片宗教宽容的土地。漫步第比利斯老城（Old Tbilisi）就能看到证据。沿着狭窄的小巷，格鲁吉亚正教堂、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犹太会堂（synagogue）、伊斯兰清真寺比肩而立。这是丝绸之路交汇点上多民族、多宗教共存数百年的历史遗痕。

西部海滨城市巴统（Batumi）是这种多样性的又一个例证。作为阿扎尔（Ajara）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巴统一城之内就有正教堂、天主教堂、亚美尼亚教堂、犹太会堂和伊斯兰清真寺。这个地区曾长期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穆斯林人口相当可观，因此被视为宗教间共存的象征。

但这种宽容传统近年来正面临考验。随着政界不断强调「传统价值的捍卫」，有人担忧对少数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歧视与排斥之声正在扩大。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正教会内部主张反西方、反自由主义的强硬派也在扩大影响力。他们将西方的世俗价值观称为「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pseudo-liberal ideology）」，加以排斥。

正教会对格鲁吉亚人意味着什么？它不只是星期天去做礼拜的地方。它是刻入他们DNA的身份认同。在数千年的侵略与统治、迫害与苦难中，让他们始终保持「格鲁吉亚人」身份的精神故乡。第比利斯公交车上，望见窗外教堂便划十字的老人；乡村破败礼拜堂里点燃蜡烛的农夫；大学城咖啡馆里和朋友激烈辩论、脖子上却挂着十字架项链的年轻人。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正教会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一根看不见的纽带。

但这根坚韧的纽带，有时也把格鲁吉亚束缚在通往未来的路上。在对欧洲的渴望与对传统价值的捍卫之间，格鲁吉亚正教会将走向何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是决定格鲁吉亚未来的关键变量之一。

二、「苏普拉」文化：不只是一顿饭，而是共同体的仪式

在格鲁吉亚旅行的人，有一句话听得最多：「今晚我们家有苏普拉，一起来吧。」刚开始你不知道「苏普拉（Supra）」是什么，以为不过是一次晚餐邀请。然而几个小时后，在无尽的祝酒、歌声、泪水与欢笑中迎来黎明之后，你会明白。苏普拉不只是一顿饭。它是通往格鲁吉亚人灵魂深处的入口。

「桌布」里的宇宙

「苏普拉」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桌布」。它源自波斯语「sofre」，原本指铺放食物的布。但在今天的格鲁吉亚，苏普拉指的是传统宴会本身。婚礼、洗礼、葬礼、生日、国庆日、纪念日，迎接客人或朋友聚会，格鲁吉亚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总少不了一场苏普拉。

2017年格鲁吉亚政府将苏普拉传统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对格鲁吉亚人来说，苏普拉是一种太过鲜活的文化，用「遗产」二字来概括并不够。它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每天晚上在某个人的家里、餐馆里、葡萄园中央正在发生的生活本身。

苏普拉的历史有多久远？据语言学家列万·布雷加泽（Levan Bregadze）的研究，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苏普拉形式确立于十九世纪初俄罗斯吞并之后，并在十九世纪末传遍全国。表示祝酒的格鲁吉亚语「sadγegrdzelo」（直译为「愿长寿」）一词，最早出现在文献中也是十九世纪中叶。不过历史学家约翰·佩里（John R. Perry）认为苏普拉的根源在于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宴会文化。十六至十七世纪受萨法维伊朗影响的格鲁吉亚宫廷，接受了波斯式的「sohbat（交谊之座）」和「sofre（宴席）」，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发展。

不管哪种学说正确，苏普拉是格鲁吉亚文化的核心这一点不会改变。公元前七世纪的青铜雕像中，有高举角杯（kantsi）的人物造型。今天这尊雕像被称为「塔马达像（Tamada statue）」，复制品竖立在第比利斯市内多处。这是三千年前格鲁吉亚人就围坐在一起、举杯祝愿健康的证据。

塔马达：餐桌上的指挥家

每一场苏普拉都必定有一位「塔马达（Tamada）」。塔马达是宴会的主持人和指挥者。但这样说远不足以涵盖塔马达的角色。格鲁吉亚人开玩笑说：「塔

马达是餐桌上的独裁者。」但与其说是独裁者，不如说更像一位老师，或者神父。好的塔马达既是诗人也是哲学家，既是心理学家也是表演者。

塔马达的资质要求很高。第一，要善于言辞。即便是老生常谈的内容，也要能用独到而优美的方式表达出来。最优秀的塔马达几乎就是即兴诗人。第二，要有组织力。什么时候提议哪个祝酒词，什么时候穿插歌曲和舞蹈，掌控整场宴会的节奏是塔马达的责任。第三，要有敏锐的感受力。读懂餐桌的氛围，照顾到每一位参与者不被冷落。第四，要有威信。夜深酒酣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容易涣散，这时塔马达必须果断地维持秩序。第五，要能喝酒。塔马达在每次祝酒时都要干杯，但绝不能醉。醉酒失态的塔马达是一种耻辱。

只有家人出席的小型聚会中，通常由家中的长辈自然地担当塔马达。但婚礼或葬礼这样的大型场合，家族会提前选定塔马达。照惯例会请口才好、乐于承担这一角色的亲戚或朋友。朋友聚会时，有时当场推选塔马达。一般由在座最年长者提议：「今晚让科特来当塔马达怎么样？」其他人表示同意，被提名者若无异议，他就成了塔马达。

苏普拉开始后，塔马达发表第一个祝酒词。但在此之前，先有一个为塔马达本人敬酒的环节。提名塔马达的人（通常是主人或最年长者）站起来说：「为今晚担任塔马达的科特干杯！」所有人举杯向塔马达敬酒。这就是宣告苏普拉开始的仪式。

祝酒的顺序与艺术

苏普拉上的祝酒不是喊一声「为健康干杯！」然后一饮而尽那么简单。它是演讲，是祈祷，有时候是诗。塔马达给出主题后，会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一段绵长而优美的讲述。历史典故、文学作品的引用、哲学思考、个人回忆交织其中。短则两三分钟，长的能超过十分钟。

敬酒的主题大致有一个固定顺序。各地区、各场合会有差异,但传统的苏普拉宴席上,一般遵循以下顺序:

敬上帝(God):第一杯酒敬上帝。这体现了格鲁吉亚的基督教传统,即便是无神论者,也会对这一杯酒表示敬意。

为和平(Peace)干杯:回顾格鲁吉亚动荡的历史,便能体会和平有多珍贵。

为祖国(Georgia)干杯:萨卡特维洛(Sakartvelo),这是格鲁吉亚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这杯酒表达的是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

敬祖先(Ancestors):这是缅怀已故先人的时刻。敬这杯酒时,所有人起立,在沉默中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为父母(Parents)干杯:向在世的父母表达感恩,或向已故的父母寄托思念。

为兄弟姐妹(Siblings)干杯:重温家人之间那份珍贵情感的一杯酒。

为女性(Women)干杯:在格鲁吉亚文化中,女性的角色,尤其是母亲的角色,被视为神圣。

为子女(Children)干杯:这杯酒承载着对下一代的期望。

为客人(Guests)干杯:欢迎并祝福出席苏普拉宴席的客人。

为友谊(Friendship)干杯:确认朋友之间深厚纽带的一杯酒。

除此之外,还可能加入爱情、健康、幸福、成功等各种主题。婚礼上会以新郎新娘为中心敬酒,葬礼上则以追思故人为主。关键在于,只有塔玛达才有权提议敬酒。其他参席者未经塔玛达许可,不得自行饮酒或发起敬酒。

塔玛达致完祝酒词后,可以宣布「阿拉韦尔迪(alaverdi)」。阿拉韦尔迪是将发言权转交给另一位参席者。被点名的人围绕塔玛达提出的主题,补充自己的想法或感受。就这样,几个人轮流就同一主题发言,众人再齐声喊出「高马尔乔斯!(Gaumarjos!,为胜利干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这一切发生在一次敬酒之中。一晚上如果进行二十次、三十次敬酒,参席者便听到、分享、交换了同样多的故事。

葡萄酒:神圣的媒介

苏普拉上的葡萄酒不只是酒。它是连接上帝与人、生者与死者、过去与现在的神圣媒介。对格鲁吉亚人来说,葡萄藤是「生命之树」,也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圣女尼诺用葡萄藤枝条编成十字架的传说,揭示了葡萄酒与信仰之间那条深刻的纽带。

格鲁吉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酒生产国。考古发掘表明,格鲁吉亚人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的历史大约始于8,000年前。全世界约1,500

个葡萄品种中,有500多个是格鲁吉亚本土品种。卡茨特利(Rkatsiteli)、萨别拉维(Saperavi)、姆茨瓦内(Mtsvane)、基西(Kisi)……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名字,就生长在格鲁吉亚的葡萄园里。

传统的格鲁吉亚葡萄酒采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酿造,叫做「克韦夫里(Qvevri)」。克韦夫里是一种埋入地下的巨型陶罐。将葡萄连同果皮、籽和茎一起放入罐中密封,在地下恒温环境中自然发酵。这样酿出的酒呈琥珀色,因此也被称为「琥珀酒(Amber Wine)」。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克韦夫里酿酒法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格鲁吉亚家庭中,葡萄酒储藏室「马拉尼(Marani)」被视为最神圣的空间。在马拉尼中酿酒、陈酒,是一家之主的神圣职责。苏普拉上倒酒也不是谁都能做的事。有一个专门的角色叫「梅里基佩(Meriqipe,倒酒人)」,而塔玛达不亲自为自己斟酒,这是基本礼仪。

传统苏普拉上,每次敬酒时所有参席者都要将杯中酒喝干。塔玛达喊出「波洛·姆德!(Bolo mde!,喝到底!)」时,必须一滴不剩。杯中留酒,既是对塔玛达的失礼,也是对敬酒对象的不敬。因此,一场苏普拉消耗的葡萄酒量惊人。但有趣的是,格鲁吉亚人把醉酒视为耻辱。喝得多,却不失风度,这才是苏普拉上应守的德行。

客人是上帝送来的礼物

格鲁吉亚有句谚语:「斯图马里·格梅尔季萨甘·阿里斯(Stumari ghvtisagan aris)」,意思是「客人是上帝送来的礼物」。这句话一语道尽了格鲁吉亚人的待客之道。苏普拉,正是这种待客精神最纯粹的表达场所。

格鲁吉亚人会欣然邀请素不相识的旅人到家中做客。一旦受邀,客人便如国王般被款待。餐桌上食物从不间断。哈恰普里(Khachapuri,奶酪馅饼)、辛卡利(Khinkali,肉馅包子)、姆茨瓦迪(Mtsvadi,烤肉串)、巴德里贾尼(Badrijani,核桃酱茄子卷)、普哈利(Pkhali,蔬菜泥)……格鲁吉亚的招牌菜一盘叠一盘地端上来。菜一见少,主人立刻添满。苏普拉上出现空盘,是一件丢脸的事。

敬酒环节也少不了客人。塔玛达必定会提议为客人干杯,祝愿客人健康、幸福、旅途平安。如果客人不止一位,便逐一敬酒。遇到外国客人,塔玛达会调动自己关于那个国家的全部知识,即兴创作一段精彩的祝酒词。面对这样的盛情,客人该做的就是心怀感激地接受,同时参与敬酒,向主人表达谢意。

复调音乐:灵魂的和声

苏普拉渐入佳境时,不知从哪里响起了歌声。一个人先起调,其他人陆续加入。没有乐器伴奏,多个声部层层叠加,交织成复杂的和声。这就是格鲁吉亚的传统多声部音乐,复调(Polyphony)。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格鲁吉亚复调音乐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价其为「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多声部音乐传统之一」。1977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的旅行者号探测器上,搭载了一张向外星智慧生命发送的「金唱片」。这张唱片收录的27首乐曲中,有一首正是格鲁吉亚复调作品「查克鲁洛(Chakrulo)」。

苏普拉上的歌唱不是助兴节目,而是共同体的灵魂交融。格鲁吉亚人通过歌声分担悲伤、倍增喜悦、抚慰彼此的灵魂。祝酒词无法用语言传递的情感,歌声用旋律传递了。苏普拉散场之后,久久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不是食物的味道,也不是葡萄酒的香气,而是那晚一起唱过的歌的和声。

共同体的疗愈与凝聚

苏普拉的核心功能是加固共同体的纽带。它不是一场热闹的派对。它是化解矛盾、抚平创伤、重新确认共同体价值观的仪式。美国格鲁吉亚研究学者凯文·图伊特(Kevin Tuite)将苏普拉比作「一种集体治疗(group therapy)」。

苏普拉上可以说出平时难以启齿的话。在祝酒词的框架中,借着葡萄酒的力量,人们掏出深埋心底的情感。久远的误会得以澄清,积年的怨恨慢慢消融。家人之间的不睦、邻里之间的龃龉,甚至村社内部的纠纷,都有可能在苏普拉上得到化解。塔玛达用睿智的祝酒词,把冲突双方请到同一张桌前,让他们用同一只杯子饮酒,最终走向和解。

葬礼之后举行的苏普拉(格鲁吉亚语称为「克莱基」,kelekhi)是分担悲痛的场所。通过追忆故人的祝酒词,活着的人共同承受失去的伤痛。将杯中余下几滴酒洒在面包上,是献给故人的祭品。这个仪式让逝者活在生者的记忆中,也让生者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如今,城市餐厅里的商业化苏普拉、面向游客的体验式苏普拉越来越多。这类场合的敬酒流程和形式趋于简化,年轻一代有时只把它当作「适合发Instagram的格鲁吉亚美食派对」。然而,在以家庭和村落为单位的

传统苏普拉中,严格的礼仪和象征体系依然保持着。传统与现代消费文化并存,这就是今天格鲁吉亚苏普拉的现实。

苏普拉是一张餐桌上重现的微缩格鲁吉亚社会。东正教的价值观、父权制的秩序、共同体的团结,都融化在食物与葡萄酒、敬酒与歌声之中。受邀参加苏普拉,听他们的歌,饮他们的酒,就等于走进了格鲁吉亚这个国家灵魂的最深处。

三、传统价值与西化之间的代际冲突

2024年5月,第比利斯的街头挤满了年轻人。他们手中举着格鲁吉亚国旗和欧盟(EU)旗帜,高喊「选择欧洲!」「对俄罗斯说不!」。这是一场反对政府推动的「外国影响力透明法(又称外国代理人法)」的抗议。警方以水炮和催泪弹回应。数百人被带走,许多人受了伤。

这场抗议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参与者的年龄。被称为「Z世代(Gen Z)」或「缩放世代(Zoomers)」的199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人,站在了抗议的最前列。其中不少人是头一回参加政治示威。这不是既有政党或民间组织的有组织动员,而是通过社交媒体自发聚集而成。他们的口号超越了对某一法案的反对。「不要夺走我们的未来。」这是一代人的宣言。

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国家

今天的格鲁吉亚社会在两股力量之间绷得很紧。一边是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价值:东正教信仰、以家庭为核心的观念、保守的性别角色、共同体的纽带。另一边是朝向欧洲的渴望:个人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对多元的尊重。这两股力量有时能够调和,但碰撞的频率正在增加。而这种碰撞,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代际之间的冲突。

格鲁吉亚宪法将欧洲-大西洋一体化明确写入国家目标。民调显示,80%至85%的格鲁吉亚国民支持加入欧盟。2023年12月,欧盟委员会授予格鲁吉亚EU候选国地位。对格鲁吉亚人而言,「欧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象征着繁荣与稳定、自由与民主,意味着走出俄罗斯的阴影、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然而与此同时,格鲁吉亚社会相当一部分人对所谓「西方价值」心存警惕。东正教会将个人主义、世俗主义、性少数权利等称为「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pseudo-liberal ideology)」,定性为「威胁格鲁吉亚传统与信仰的外来文化」。执政党「格鲁吉亚之梦(Georgian Dream)」积极运用这套保守话语,宣称反对派和民间团体「接受西方资金,攻击教会,通过LGBT宣传破坏家庭价值」。

年轻一代:以欧洲人自居

对2024年反外国代理人法抗议的调查结果显示,参与和支持抗议最积极的是18至34岁的年轻群体。对他们来说,格鲁吉亚的未来毫无疑问在欧洲。

他们将自己定义为「欧洲人」。据卡内基欧洲研究所2024年的报告,格鲁吉亚年轻人在街头喊出的口号已经超越了外交政策的范畴。「平等」「融合」(克服格鲁吉亚社会的两极化)、「尊重基本人身自由」「面向所有人的优质普及教育」「性别平等」……这是他们对自己想要怎样生活的一份宣言。

年轻一代的亲欧倾向有其历史根源。2003年「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之后，格鲁吉亚推行了坚定的亲西方政策。英语教育得到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大批在欧美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2008年与俄罗斯的五日战争，在这一代人心中留下了决定性的创伤。对俄罗斯的恐惧与愤怒，以及必须获得西方保护的紧迫感，深深烙印在他们的意识之中。

在数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与上一代有着根本不同的方式与世界相连。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实时接触全球各地的信息和价值观。他们亲眼看到欧洲的年轻人如何生活、为什么而抗争。他们敏锐地感知着格鲁吉亚的现实与欧洲理想之间的鸿沟。在他们看来，政府的反欧举措无异于在剥夺自己的未来。

老一代：稳定与传统的守护者

老一代人，那些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看法截然不同。他们中许多人熟悉俄语，保留着苏联时期的记忆。他们对俄罗斯的情感远不像年轻一代那样非黑即白。敌意与文化上的亲近感、对经济依赖的现实认知交织在一起。

2024年半岛电视台的采访中，格鲁吉亚一位中年博物馆工作人员这样说：「我也希望改变。格鲁吉亚应该加入欧盟，因为我们的传统和欧洲相近。但格鲁吉亚是个小国，我们必须比乌克兰更好地维持平衡，同时和俄罗斯与欧盟都保持关系。」这是一种求生存的现实主义。害怕刺激俄罗斯，害怕再来一场战争，这种恐惧藏在他们谨慎态度的背后。

宗教保守性也在制造代际差异。老一代中的许多人尊重东正教会的权威，认同教会所倡导的传统价值观。在他们眼中，西方的自由主义可能意味着「家庭的瓦解」「性的堕落」「道德的放纵」。当教会领袖将LGBT权利定性为「致命的罪」时，他们点头赞同。当年轻人要求举行骄傲游行时，他们说「这不是我们的文化」。

家庭内部的冲突

代际价值观的差异不只体现在街头抗议中，也出现在晚餐桌上。格鲁吉亚传统上是一个家庭和社区纽带极强的社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与亲戚的频繁往来、待客之道这类集体义务，一直被置于个人选择之上。婚姻、职业选择、是否独立，都不是个人的决定，而是家族的事。

然而，接受过西式教育、个人主义倾向更强的年轻一代，觉得这些传统令人窒息、负担沉重。他们想要摆脱「没完没了的家族聚会」「亲戚们的指手画脚」「父母的期望」，过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过了适婚年龄仍不结婚，宣布不要孩子，拒绝传统的性别角色。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与父辈之间的摩擦。

在西欧或美国留过学、工作过的年轻人，回国后往往与家人产生更激烈的冲突。他们试图把在西方学到的自主权、多元尊重、个人自由运用到本国的现实中。但父辈们坚持「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方式」。无条件的服从、孝道、传统性别角色的期待，与新观念正面碰撞。

「外国代理人法」与世代之战

2024年格鲁吉亚政府重新推动「外国影响力透明法」时，这部法案立刻成为代际冲突的象征。该法要求从国外获得20%以上资金的非政府组织

（NGO）和媒体机构登记为「代表外国利益的组织」。批评者认为，这是照搬俄罗斯臭名昭著的「外国代理人法」，是用来打压公民社会、压制新闻自由的工具。

在年轻一代看来，这部法案就是「夺走欧洲梦的企图」。他们涌上街头，挥舞欧盟旗帜，高喊「我们是欧洲人！」。部分人趋于激进。与警察发生冲突，催泪弹被发射，水炮被动用。数百人被拘捕，许多人遭到殴打和受伤。

政府和保守势力则提出了另一套叙事。他们声称这部法律是「为了透明」，是「保护格鲁吉亚主权免受外部势力干预」。他们将示威者描绘成「拿了西方钱的傀儡」「企图破坏格鲁吉亚传统的势力」。一些政客甚至将参与抗议的年轻人贬低为「吸毒的一代」「道德败坏的一代」。

2024年10月大选中，「格鲁吉亚之梦」党以54%的得票率宣布获胜。然而反对党、总统和国际选举观察团声称存在大规模舞弊。投票箱操纵、买票、恐吓等指控纷纷浮出。总统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Salome Zourabichvili）在示威人群前宣告：「你们没有输掉选举。是他们偷走了你们的选票，企图偷走你们的未来。」

2024年11月，政府宣布将欧盟入盟谈判搁置至2028年，抗议随即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2025年。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5年的报告，格鲁吉亚的抗议与塞尔维亚的反腐败示威一道，成为自2024年以来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全球持续时间最长的抗议活动之一。

转型中的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如今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边是八千年历史的葡萄酒陶罐、画十字的虔诚信仰、酒宴「苏普拉」的深厚纽带和东正教堂金色的穹顶。另一边是在电子音乐俱乐部「巴西亚尼（Bassiani）」通宵跳舞的年轻人、挥舞欧盟旗帜呼唤自由的示威者，以及对个人选择和多元生活的渴望。

这两个世界并不只是彼此对立。它们有时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白天参加示威，夜晚在苏普拉宴席上聆听祖父的祝酒词的年轻人。支持融入欧洲，同时珍视传统家庭价值的中年人。去教堂做礼拜，却反对政府威权主义的信徒。格鲁吉亚的现实无法用黑白二元来划分。

文化政策研究者指出，格鲁吉亚社会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多元文化主义、少数群体权利和公民教育。家庭内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

「尊重孩子的选择，但守住基本传统」这样的折中态度。冲突与调和在同步进行。

归根到底，今天格鲁吉亚人的「DNA」正在重新塑造之中：东正教信仰、以苏普拉为核心的集体意识、家族主义这些传统要素，与欧洲式权利、个人自主、多元包容这些现代价值之间，反复经历着紧张与对话。这场冲突并不是格鲁吉亚在丧失自身认同的过程。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不丢失过去根脉、同时迈向新未来的剧烈成长之痛。

格鲁吉亚的年轻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一位年轻的示威参与者对半岛电视台记者说：「政府说我们不爱国。但事实上，我们满怀爱国之心。Z世代现在上街示威，正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主权、我们面向欧洲-大西洋的未来。」

苏普拉宴席上塔马达高声喊出的传统祝酒词，与街头挥舞欧盟旗帜、呼唤自由的年轻人的口号共存、碰撞，这就是今天格鲁吉亚的样貌。这场角力的结局会怎样，现在谁也说不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格鲁吉亚人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无数危机，却始终守住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一次，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