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历史基础：泰戈尔《东方之光》、许王后传说、1973年建交

2019年2月22日，首尔格兰德洲际酒店。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登上了首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他宣布将20万美元奖金全额捐赠给恒河清洁事业基金，并说道：“这个奖项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13亿印度人民。”在就座前，他又补充道：“印度为能给朝鲜半岛的和平做出贡献而感到自豪。”

这份自豪感的根源始于何处？要寻找答案，我们需要追溯到2000年前。

《三国遗事》的《驾洛国记》中流传着一个奇妙的故事。公元48年，印度阿逾陀国（Ayuta）的公主斯里拉特纳（Suriratna）遵循父母梦中显现的神灵启示，乘船渡海。她抵达的地方是驾洛国，与金首露王成婚，成为了许黄玉（Heo Hwang-ok），即许王后。如今，韩国的金海金氏和金海许氏都将这对传说中的夫妇奉为始祖。

关于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事实，存在着争议。很难确定“阿逾陀”是指印度北部的阿约提亚（Ayodhya）还是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此外，缺乏印度方面的同时代记录，且可能存在后世民族主义式的重新解读。然而，历史证据的不足并不会削弱这个故事的力量。在外交中，好的故事有时比条约更长久。一旦产生了触动人心的叙事，首脑会议、投资协议和防务合同等冷冰冰的数字就能稳固地建立在其之上。

莫迪总理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洞察到了这一传说的外交价值。在2015年访问韩国时、2019年获得首尔和平奖时，以及在韩国侨民恳谈会上，他反复提到“韩国和印度是儿女亲家的国家”。这并非虚言。这个传说与他的政治基础——印度教民族主义完美契合。阿约提亚是印度教主神罗摩（Ram）的出生地，也是莫迪及执政党人民党（BJP）视为印度教复兴运动核心圣地的地方。一段从古代神话之地延伸到韩国的血缘叙事，对莫迪来说，是同时获得宗教象征意义和外交实效的完美素材。

莫迪总理确实付诸了行动。2018年11月，受莫迪总理邀请，文在寅总统的夫人金正淑女士单独访问了印度。这是韩国第一夫人时隔16年后的首次单独出访。莫迪邀请金女士作为主宾参加阿约提亚的排灯节（Diwali）庆典，两人还共同出席了许王后纪念公园的动工仪式。这不是僵硬的外交礼节，而是在节日的灯火下进行的感性外交。这一场景产生了将韩国从印度国民眼中的“远方国家”变为“亲戚国家”的效果。关于这种文化纽带如今如何与K-pop、韩剧结合并发展为新的韩流外交，我们将在第9章9.4节中讨论。

虽然在时间上比许王后传说更近，但在情感共鸣上毫不逊色的纽带，是印度诗圣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留下的四行诗。

那是1929年泰戈尔访问日本时的事情。当时有韩国记者请求他访问韩国，但由于行程原因未能成行。泰戈尔带着歉意和声援之情，寄来了一首短诗。

“在往昔亚细亚的黄金时代 / 韩国曾是那明亮灯火之一 / 待到那盏灯再次点亮之日 / 你将成为东方灿烂的光芒”

只有四行的诗。然而，这首诗对殖民地时期的朝鲜产生的影响远超其篇幅。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向一个同样遭受帝国主义痛苦的国家宣告：“你不是一个被遗忘的弱小国家，而是一盏曾经闪耀的灯火。”这既是安慰，也是预言。而这个预言精准命中了。韩国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成为了世界前十的经济大国，泰戈尔的诗至今仍被收录在韩国教科书中，让人们将印度记忆为“精神上的兄弟之国”。

莫迪总理同样没有错过这首诗的价值。在2015年于首尔举行的韩国侨民恳谈会上，他亲自引用了泰戈尔的诗并说道：“正如泰戈尔所预言的那样，韩国已成为东方的明灯，散发着光芒。”将过去的文学遗产转化为当下的外交资产，这是莫迪式“叙事外交”的核心。

在传说与诗篇之间，还有一段由子弹与手术刀结下的缘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刚刚独立的印度选择了中立。印度派出的是医疗部队而非作战部队。那是第60伞兵野战医院（60th Parachute Field Ambulance），由346名医疗人员组成。指挥官是A.G.兰加拉杰（Rangaraj）中校。他们在1950年11月抵达釜山后立即被部署到了前线。

虽然手持手术刀而非步枪，但他们经历的战争残酷程度并不亚于战斗兵。1950年冬天，当中国军队突破联合国军防线南下时，第60部队收到了撤退命令，但他们不愿放弃医疗设备。在没有运输车辆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了一台旧蒸汽机车，装上设备撤离。1951年3月，他们与美军第187空降团一起参加了朝鲜战争中规模第二大的空降行动——“战斧行动（Tomahawk Action）”。包括兰加拉杰中校在内的12名印度军官背起降落伞跳入敌阵上空。医疗军官自愿参加空降行动，这实属罕见。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治疗了超过2万名伤员，获得了美军和韩国军队的双重表彰，并被誉为“栗色贝雷帽天使（Maroon Angels）”。

在停战协议的过程中，印度的作用更加关键。印度担任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主席国，斡旋了韩国、朝鲜和中国都拒绝接收的约2.2万名战俘的遣返问题。在K.S.蒂迈雅（Thimayya）将军的指挥下，约5000名印度士兵被部署到非军事区。这支兵力并非为了战斗，而是负责管理战俘、确认遣返意愿并执行回国程序。这项任务既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又必须赢得双方的信任，无论从外交还是军事角度来看都极具挑战性。蒂迈雅将军因圆满完成任务而成为印度军界的传奇人物，后来升任印度陆军参谋长。

346名医护人员擦拭鲜血、5000名士兵斡旋战俘的这段经历。印度在朝鲜半岛展示的是掩盖在“中立”名义下的积极参与。由于没有开火，这个国家的名字经常从韩国的战争记忆中消失，但如果没有印度，停战协议的最后一块拼图是否能拼凑完整仍是个疑问。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1973年12月的正式建交与其说是新关系的开始，不如说是对长期缘分的制度性确认。不过建交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国仍维持在“礼貌邻居”的水平。在冷战格局下，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而韩国是坚定的反共国家。印度的社会主义式封闭经济与韩国的出口主导型经济运行在不同的轨道上。

局势在1991年印度经济开放后发生了变化。随着印度敞开大门，韩国企业开始行动：LG电子（1997年）、现代汽车（1996年）、三星电子（1995年）。在当时大多数跨国公司犹豫不决时，他们果断地闯入了印度市场。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许多外国企业撤离印度时，韩国企业选择了留下来。这个选择转化为了信任，而信任转化为了市场占有率。

从许王后的船到泰戈尔的诗，从栗色贝雷帽天使到1973年建交，再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企业的进驻。韩国与印度的关系无法用单一事件来概括。这里有跨越2000年层层堆叠的故事，而当今的外交、经济和安全合作就建立在这些故事之上。纳伦德拉·莫迪是一位懂得这些故事价值的政治家。他知道如何将过去的传说转化为当下的外交资产，将诗人的预言转化为总理的演说，将战场的友谊转化为战略信任。

7.2 升格为特别战略伙伴：2015年莫迪访韩，历届政府深化合作

2018年7月，新德里附近的诺伊达（Noida）。在三星电子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工厂的竣工仪式上，两国领导人并肩而立。文在寅总统和纳伦德拉·莫迪总理，两人没有乘坐礼宾车，而是搭乘地铁前往工厂。两名西装革履的领导人站在乘客中间扶着拉手的照片传遍了全印度。这或许是带有政治考量的表演，但那张照片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韩国和印度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一幕之所以成为可能，背景是2015年5月的一项决定。

莫迪总理在就职次年国宾访问韩国时，两国在原有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加入了一个修饰词——“特别（Special）”。在外交辞令中，增加一个词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印度赋予“特别战略伙伴关系（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这一规格的国家极少。韩国与日本、俄罗斯等传统强国并列进入这一名单，展示了莫迪给予韩国的地位。

关系的“升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处理个别项目的方式会发生变化。在升格之前，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是在出现问题时随机应变地处理。升格后，在首脑级别的协议下，外交、经济、安全等多个轨道同步运行。即使一个领域出现动摇，其他领域也能起到支撑作用。这就是“特别战略”框架的实际运行方式。

2015年的联合声明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莫迪在“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政策中称韩国为“特权伙伴”（关于“印度制造”政策的全盘构想和战略，请参阅第4章4.2节）。他还承诺在印度商务部内设立韩国企业专属的投资解决窗口“Korea Plus”。为了特定国家的企业在政府部门内设立专门窗口，这是一种罕见的措施。对韩国来说，这类似于在外交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印度投资一站式中心”。

如果这种升格仅止于一次首脑会谈，那它不过是外交辞令。但事实并非如此。

每当韩国政权更迭，重视印度的基调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得到了加强。这是韩印关系的一个独特特征。

朴槿惠政府提升了关系等级，文在寅政府则为其填充了实质性内容。文在寅总统提出了将东盟和印度提升至美、中、日、俄同等地位的核心合作对象——“新南方政策（New Southern Policy）”，而印度成为了该政策的核心伙伴。莫迪总理的“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与韩国的“新南方政策”交相辉映。韩国希望向东盟和印度拓展外交宽度，而印度则希望进入东亚以加强经济和安全。方向达成了一致。

2018年文在寅总统对印度的国宾访问是这种协同效应具体化的时刻。莫迪总理破例亲自前往新德里机场迎接，在外交礼节中，总理亲自接机是最高规格的待遇。两位领导人在三星电子诺伊达工厂竣工仪式上，在李在镕副会长的引导下视察了生产线。韩国技术在印度土地上，由印度工人之手制造出面向全球市场的产品。对莫迪来说，这座工厂是证明“印度制造”成功的展示窗口；对文在寅总统来说，则是“新南方政策”的成果。

同年11月，受莫迪总理邀请，金正淑女士单独访问了印度，参加了许王后纪念公园动工仪式和排灯节庆典。虽然不是元首而是第一夫人的访问，但其影响力不亚于元首访问。印度媒体大篇幅报道称：“韩国第一夫人在节日的灯火下与印度人民在一起。”这不是生硬的外交，而是心与心交流的感性外交。这成为了迅速提升印度国民对韩国亲近感的契机。

尹锡悦政府上台后，这一趋势仍在继续。2023年是韩印建交50周年。在G7广岛峰会和G20新德里峰会期间，尹总统与莫迪总理举行了两次首脑会谈。双方讨论了扩大防务合作、稳定供应链和核心技术合作。随着两国海关之间原产地证书电子交换系统（EODES）的启动，韩印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利用过程中的一个实质性障碍被扫除。尹锡悦政府试图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将与印度的合作提升一个台阶。在此基调下，2026年2月，第六次外交与安全对话（Foreign Affairs-Security Dialogue）在首尔举行。副部长级对话渠道的常态化表明，两国关系已超越首脑间的个人默契，进入了官僚习惯的领域。

从数字上看，两国贸易尚未达到目标。2024~25财年，韩印贸易额约为269亿美元。要实现2030年达到500亿美元的目标，几乎还要再翻一番。自CEPA于2010年生效以来，韩国对印度的出口并未如预期般出现爆发式增长。这是因为印度复杂的各邦监管、落后的物流基础设施以及CEPA本身较低的开放度构成了瓶颈。目前CEPA升级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正在讨论扩大商品关税减让范围以及服务和投资领域的进一步自由化。

尽管如此，两国不放弃这种关系的原因显而易见：存在结构性需求。对韩国而言，印度是可以减少对华依赖的替代市场和生产基地；对印度而言，韩国是拥有先进技术和制造经验的导师和投资者。这种互补性不会因为任何一方的政权更迭而消失。

因此，2015年升格为“特别战略伙伴”并非外交辞令。这是将两国关系置于制度框架而非个人缘分或暂时需求之上的行为。这种建立在即使领导人更换、经济波动或安全环境改变仍能维持的结构，在外交中是极为罕见的难事。

7.3 作为经济模式的韩国：“让古吉拉特邦像韩国一样”的发言

2018年10月7日，印度北部德拉敦（Dehradun）。在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投资峰会的开幕式上，莫迪总理回顾了过去。

“2001年10月7日，当我第一次出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时。我甚至不知道政府是什么，完全没有经验，是个彻头彻尾的新手。一位记者问我：‘古吉拉特邦发展的榜样是谁？’通常人们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会回答‘像美国一样’或‘像英国一样’。而我的回答不同，我说：‘我想让古吉拉特邦像韩国一样。’”

据说记者当时感到很困惑。莫迪接着解释道：“古吉拉特邦的人口和韩国的人口相近。我非常细致地研究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我们将势不可挡。”

虽然这一发言是在2018年德拉敦演说中首次公开的，但莫迪对韩国模式的执着要早得多。从2001年就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伊始，到2015年访问首尔时提到“希望将韩国的发展经验移植到印度”，他反复提及韩国。这并非外交场面话，而是实用主义者的分析。

莫迪在韩国看到了什么？为什么在众多国家中选择了韩国？

原因有四。

第一，规模的相似性。古吉拉特邦人口约6000万，韩国约5000万。如果以美国或中国为榜样，规模差异太大，无法成为现实的基准。而韩国的大小与古吉拉特邦具有可比性。

第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韩国通过政府勾画蓝图、官僚机构分配资源、民间企业执行的结构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在维持像印度一样的民主体制的同时，贯彻了强大国家的角色。在威权工业化（中国式）和纯粹市场主义（美国式）之间，韩国展示了莫迪可以采取的中间路径。

第三，出口主导型增长。内需市场较小的韩国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全球市场。古吉拉特邦同样是印度境内的海上贸易据点，莫迪希望将这一传统转化为现代出口产业。

第四，财阀体系。韩国政府将现代、三星、浦项等少数大企业培养为“国家冠军”，从而创造全球竞争力的模式。莫迪试图赋予信实（Reliance）、阿达尼（Adani）、塔塔（Tata）等印度大企业类似的职能。朴正熙时代的政府-财阀合作结构成为了古吉拉特邦设定政府-企业关系的参考点。

莫迪在古吉拉特邦实验了这一结构。他创立了“活力古吉拉特（Vibrant Gujarat）”招商引资峰会，为全球企业家铺设红地毯（关于“活力古吉拉特”的起源和成长过程，请参阅第3章）。建立了稳定供应工厂所需电力和用水的一站式行政服务。当塔塔（Tata）汽车因政治冲突放弃西孟加拉邦的Nano工厂选址时，莫迪仅用几天时间就做出了将其引入古吉拉特邦的决断。“我将铺设红地毯，而非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Red Tape）”，他的这句话是韩国政府在20世纪60-70年代展示的“快快”行政的印度版。

古吉拉特邦与韩国存在着物理上的交集。韩国浦项制铁（POSCO）在古吉拉特邦运营冷轧钢板厂，韩华航空航天（Hanwha Aerospace）与L&T合作组装K-9“金刚（Vajra）”自行火炮的哈吉拉（Hazira）工厂也位于古吉拉特邦。对莫迪来说，韩国企业并非口号，而是在其管辖区内创造就业和传授技术的实体。

成为总理后，莫迪将古吉拉特邦的实验扩展到了全印度。“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政策的核心逻辑正是借用自韩国模式。对于拥有以服务业（IT外包）为中心的畸形增长结构的印度，他判断必须植入具有巨大就业创造效应的制造业，并将韩国企业在印度建立的工厂指为制造业的标准答案。

三星电子诺伊达工厂成为了这一战略的象征。这座于2018年竣工的工厂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设施。莫迪总理与文在寅总统共同剪彩，向全世界发出的信息非常简单：“印度也能做到。”现代汽车的钦奈工厂已成为印度内需第二及最大出口企业的基地，LG电子则横扫了印度家电市场。各家企业的印度业务故事将在第8章详细介绍。

莫迪积极宣传韩国企业的成功作为自己的政策成果。同时，他将韩国财阀系统奠定国家经济基础的方式应用到了印度。通过将信实、阿达尼、塔塔等印度大企业培养为“国家冠军”并给予政策支持。这在结构上与韩国朴正熙时代政府培养现代、三星、浦项的方式如出一辙。

当然，这种比较也有局限性。韩国是拥有5000万人口的单一制国家。印度则是拥有14亿人口、28个邦且各有不同监管和税收体系的联邦制国家。完全复制韩国模式是不可能的。莫迪将“古吉拉特”这一邦级单位与韩国进行比较，本身就反映了这一现实。虽然无法将整个印度大陆与韩国相比，但计算结果显示，古吉拉特邦这一碎片是可行的。

最近，这种合作已超越消费品，扩展到半导体、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印度将“半导体自立”视为国家课题，向作为存储半导体强国的韩国企业提供破格的奖励金（生产挂钩激励，PLI）以吸引投资。对莫迪来说，韩国既是“想要效仿的前辈”，又是“能将印度潜力转化为现实的务实伙伴”。

“让古吉拉特邦像韩国一样。”2001年的这一发言在24年后的今天，正以全印度为舞台得以实现。只是这个过程能否像韩国那样迅速而顺畅，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7.4 防务与安全合作：K-9“金刚”、军事信息共享、支持加入NSG

2019年1月，古吉拉特邦哈吉拉（Hazira）。在L&T的防务工厂里，莫迪总理登上了K-9“金刚（Vajra）”自行火炮。他竖起大拇指的照片传遍了全印度。总理亲自爬上武器的场景即使在印度政坛也不常见。他想要展示的意图很明确：这款武器并非从国外买来的，而是在印度土地上由印度工人之手制造的。

K-9“金刚”被认为是韩印防务合作中首个看得见的成果。“Vajra”在印度神话中意为因陀罗（Indra）神使用的雷电武器。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韩国技术与印度身份认同结合的产物。

项目始于2015年。印度国防部为了更换老旧的炮兵力量，举行了155毫米52倍径自行火炮的国际招标。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当时为韩华泰科）击败了俄罗斯的2S19 Msta-S成功入选。决定性因素有两个：性能和本地化生产。

根据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原则，设计方案为首批10门由韩国制造，其余90门由印度的L&T在古吉拉特邦哈吉拉工厂组装生产。2017年4月签署正式合同，100门已于2020年全部交付完毕。韩国不只是销售制成品，而是转让技术并由印度自主制造。这正是莫迪想要的方式，也是韩华航空航天配合的方式。

K-9“金刚”迎来真正考验是在2020年。当年6月，印度和中国在喜马拉雅高原的加勒万（Galwan）河谷发生了流血冲突，这是45年来首次出现人员伤亡（关于加勒万冲突的整个过程及其对印中关系的影响，请参阅第6章6.3节）。印度军队将K-9“金刚”紧急部署到了拉达克（Ladakh）高原。在海拔4000米以上、零下3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下，空气稀薄导致普通发动机功率下降，原本为沙漠设计的装备很容易显露局限性。而K-9“金刚”在这种恶劣条件下证明了其机动性和打击能力。印度军方高层表示满意。

满意转化为追加订单。2024年12月，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CCS）正式批准了K-9“金刚”二期项目，即追加引进100门，并于当月签署了合同。2025年4月，韩华航空航天在印度驻韩大使馆举行了价值约2.53亿美元的零部件供应合同签约仪式。印度本地化生产比例将从一期的50%提高到二期的60%。本地化率的提高意味着韩国方面的技术转让更进一步，也意味着印度防务产业的自身能力提升了一个台阶。据报道，关于再追加引进200门的讨论也在进行中，其中可能包括针对高海拔作业优化的发动机升级。如果实现，K-9“金刚”将成为印度陆军炮兵力量的中流砥柱。

在防务领域，追加订单比首个订单更难。首个订单是基于期待和承诺达成的。而追加订单必须在确认实际运行结果、维护体系的稳定性、零部件供应的可靠性以及在各种环境下的性能后才能促成。K-9“金刚”获得追加订单，意味着印度对韩国武器系统的信任已超越纸面承诺，成为了在实战中得到确认的信任。

并不只有武器交易。两国还推进了安全对话的制度化。新设了外交和国防副部长级“2+2”对话渠道，扩大了海军间的联合演习和相互靠港。通过军事信息保护协定，奠定了共享印度洋和太平洋海上安全信息的基础。

这一切构成了一个体系。防务合作是硬件，信息共享是软件，“2+2”对话是操作系统。只有三者结合，安全伙伴关系这一系统才能运行。

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支持也不容忽视。韩国支持印度尽早加入包括核供应国集团（NSG）在内的四大出口管制机制。这并非外交客套，这意味着作为NSG核心成员国的韩国承认印度为“负责任的拥核国家”，并宣布尽管中国反对，仍将站在印度一边。印度对此项支持给予高度评价。

也有反向的支持。印度在一贯支持韩国关于朝鲜核挑衅立场的同时，一直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的执行。在彼此的核心安全问题上相互守望。经济合作可能会随经济波动而摇摆，但这种基于规范的相互支持是建立长期信任的方式。

当K-9“金刚”的炮口指向喜马拉雅高原时，里面装载的是韩国的技术、印度的需求以及两国之间的战略信任。

7.5 印太战略伙伴：美中之间的相似困境

如果问韩国外交官“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答案大概会是：“在美中之间站在哪一边。”如果问印度外交官同样的问题，会得到相似的回答。只是术语略有不同。韩国称之为“战略模糊”，印度称之为“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虽然说法不同，但让人彻夜难眠的苦恼结构是一样的。

来看韩国的情况。安全的核心是韩美同盟，2.85万名驻韩美军驻扎在半岛，核保护伞遏制着朝鲜的威胁。然而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中国是一个吸收韩国约20%出口的市场。2016年部署萨德（THAAD）时中国对韩国实施的经济报复，展示了这一困境有多么现实。

来看印度的情况。印度同时管理着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俄罗斯的传统友好关系以及与中国长达3000公里的边境对峙。莫迪的“多重结盟（Multi-alignment）”战略，即不完全归属于任何一方阵营、根据具体事项灵活结盟的做法，正源于这一复杂方程式（关于印度的多重结盟战略及参与Quad、金砖国家的具体情况，请参阅第6章6.1节；印太战略的全景，请参阅第6章6.3节）。

比较结构就会发现相似性。两国都在安全方面与美国关系密切，在经济方面与中国交织，在地缘上与中国相邻并感受到直接威胁。韩国面临着朝鲜这一生存威胁且背后有中国支撑；印度面临着巴基斯坦这一宿敌且同样由中国支持。这并非巧合，而是地缘政治结构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的困境使两国成为天然的伙伴。不能完全倒向美中任何一方的国家携起手来，就能产生单一国家无法具备的议价能力。这就是印太战略中韩印合作的核心逻辑。

2024年10月，印度和中国就实际控制线（LAC）地区的脱离接触达成协议。这是对自2020年加勒万冲突以来持续四年多的军事对峙的部分缓解。该协议似乎使印度的战略环境稍有改善。然而随着2025年4月帕哈尔加姆（Pahalgam）事态的爆发，印度再次陷入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中（关于帕哈尔加姆危机的展开及印巴关系，请参阅第4章4.5节及第9章）。一方战线平静，另一方就起火。印度的安全环境以不同于韩国的方式，但以类似的强度呈现出复合性。

这种共同的困境在某个空间转化为具体合作：供应链重组。随着美中冲突从贸易战蔓延到技术霸权战争，“中国加一（China Plus One）”已成为两国的生存课题。韩国企业必须分散集中在中国的生产设施，而印度希望成为这种分散的受益者。韩国和印度均作为创始成员国参与由美国主导的IPEF（印太经济框架），正是这一逻辑的制度化。

在半导体、电池、稀土等核心材料的供应链中降低对华依赖，是两国的共同利益。韩国可以提供半导体设计和生产技术，印度可以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这不仅是商业问题，更是经济安全问题。

还有更宏大的图景。印度自诩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领袖。韩国致力于成为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中枢国家（Global Pivotal State）”。这是一个两国可以共同发挥桥梁作用、填补西方G7与其他世界之间鸿沟的结构。2023年印度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韩国的积极配合，正是这种可能性的预演。

2025年4月，首尔发生了两件事。在印度驻韩大使馆签署了韩华航空航天与L&T的K-9“金刚”零部件供应合同。同月，在首尔举行了韩印美1.5轨对话，讨论了三国合作的愿景与协同效应。防务合同与战略对话发生在同月并非巧合，这是一个信号，表明硬件与软件、经济与安全正作为一个整体包运行。韩印美三边对话的出现，展示了两国关系已开始从双边扩展到三边。

韩国与印度正逐渐成为彼此的“必需品”而非“可选项”。正因为是在美中之间无法做出完美选择的国家，反而更有余地去发展“不强迫做出完美选择的合作”。基于规范的海上秩序、供应链的韧性、防务共同生产、尖端技术合作。这些议程不是以“站队”的语言运行，而是以“能力建设”的语言运行。

能力建设比外交辞令更长久。而唯有长久的东西，才配被称为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