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军工企业CEO

(1) 一位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为何领导军工企业

1990年代末,德国法兰克福的冬天阴冷潮湿。歌德大学校园附近一间老旧的咖啡馆里,一个美国留学生啜着咖啡,翻阅厚重的德语原著。他叫亚历克斯·卡普。

他从斯坦福法学院毕业,本可以做律师,却横渡大西洋来到哲学的故乡。从他坐着的位置走几条街,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社会研究所。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为逃离纳粹恐怖流亡海外,战后回到这栋楼里授课。

卡普选择法兰克福是有原因的。他想弄明白权力怎样运作。学法律让他理解了权力的形式,但权力的本质仍是谜。人为什么服从?为什么有些社会会滑入极权?为什么追求理性的文明会制造出奥斯维辛那样的野蛮?这些问题把他引向了法兰克福。

他的导师卡罗拉·布雷德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专家。卡普起初想跟于尔根·哈贝马斯学习,但不知什么原因,两人分道扬镳了。2002年,他终于拿到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生活世界中的攻击性」(Aggression in the Lebenswelt),探讨人类攻击性如何渗入日常语言和文化,是一项晦涩的研究。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卡普大概会在某所大学的教室里给学生们讲批判理论。但他觉得学术界回答不了他心中的问题。

「学界的讨论只对圈内人有趣。」这是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世界并不按书本里的理论运转。权力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数据、信息、技术正在成为这种力量的新源头。在斯坦福时,他结交了一个特别的朋友，，彼得·蒂尔。蒂尔是国际象棋神童出身的法学生,和卡普一样用不同寻常的眼光看世界。两人在哲学和政治问题上没完没了地辩论。

蒂尔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卡普自称社会主义者。表面上他们处在政治光谱的两极,但在一点上完全一致:自由不会自动得到捍卫。

2001年9月11日,世界改变了。蒂尔给卡普打了电话。他已经联合创办PayPal发了财。蒂尔的提议是成立一家新公司:把PayPal用来抓信用卡欺诈的技术,改造成追踪恐怖分子的软件。卡普起初犹豫了。跟情报机构合作,在他所学的批判理论看来,等于为国家权力服务。法兰克福学派的先辈们曾警告的正是这件事。

但卡普决定换个角度思考。他在法兰克福学到的,并非权力本身是恶。权力失控时才变成恶。纳粹主义的诞生不是因为权力存在,而是因为权力被集中和滥用。问题不在于消灭权力,而在于谁握有权力。如果信息和数据的权力注定会产生,那它应该掌握在民主国家手中，，这是他的结论。

2003年,Palantir成立。CEO的位置交给了卡普。一个不会写代码的哲学博士领导一家技术公司,这在硅谷不合常理。但蒂尔认为卡普拥有比编程能力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提问的能力。不是问技术能做什么,而是问技术应该做什么。

卡普还有一个秘密。他患有阅读障碍。文字在他眼里像跳舞一样,这个状况从小就让他与众不同。因为无法照单全收文本,他必须靠自己思考。2025年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他这样说:「没有阅读障碍的人读文本,文本就成为他自己。读得越多,文本越主宰你。有阅读障碍的人不是这么运作的。」这种认知上的独立性成了Palantir的文化，，不跟随共识,而是凭确信行动。

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领导军工企业,看上去像个悖论。但对卡普来说,这不是背叛,而是逻辑的归结。对极权主义的恐惧,他在法兰克福学到了。把恐惧化为行动的方式,就是把最强大的技术武器交给民主国家。理论留在教室,现实用代码改写。

(2)「技术不是中立的」:对极权主义的恐惧与捍卫西方民主

2024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亚历克斯·卡普对着台下说:「技术不是中立的。」他穿着运动服,头发乱蓬蓬地站在舞台上,当着全球金融家和政治人物的面,正面否定了硅谷的一个神话。

硅谷的工程师们长期以来把技术视为价值中立的工具。刀在厨师手里是炊具,在劫匪手里就是凶器。算法也一样:用于好的目的就是好工具,用于坏的目的就是坏工具。所以技术人员的责任是把工具做好,至于工具怎么被使用,那是用户的事。这套逻辑很方便，，技术人员可以摆脱道德责任。

卡普斥之为天真的幻想。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类高度成熟的技术和刀不同。

这类技术本身就在重塑社会。数据的采集方式、分析的算法、呈现结果的形式,本身就内含特定的价值判断。比如,决定哪些数据「重要」、哪些数据「可以忽略」的那一刻,价值判断就已经介入了。这些判断被刻进代码,而代码改变现实。

这个观点直接关联他从法兰克福学派所学。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警告:理性和技术可能不再是人类解放的工具,反而沦为统治和控制的手段。纳粹德国就是活生生的佐证。希特勒的帝国野蛮,同时又彻底理性，，火车时刻表精确,官僚体系高效。奥斯维辛揭示了一个可怕的真相:工业规模的屠杀需要精密的物流系统。

卡普没有忘记这段历史。他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统治人类那种科幻式的未来,而是人统治人的方式正变得更精密的当下。数据和算法让这种精密化变得廉价。

中国已经通过社会信用系统监控公民,用人脸识别技术追踪维吾尔族人。这就是卡普所说「技术非中立性」的实质。同样的技术,民主国家用来抓恐怖分子,威权国家用来压制异见人士。

卡普的逻辑中,关键在下一步。技术既然不是中立的,那谁掌握技术就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说:「我们不造,他们就会造。」民主阵营在人工智能开发上犹豫不决的时候,威权国家正毫无顾忌地往前冲。如果因为道德纠结而束手不动,就等于把技术优势拱手让给没有道德约束的对手。用卡普的话说:「以为我们的敌人在人工智能上不行所以更有道德,这种天真想法很危险。」

针对Palantir软件可能侵犯公民自由的批评,卡普反驳道:如果不能阻止恐怖袭击,社会陷入恐慌,公民最终会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被恐惧淹没的民众会把无限权力交给威权领袖。1930年代的德国就是这样。所以,要守住民主,安全必须先行。而安全需要最尖端的技术。

卡普并不回避Palantir的技术「有时候被用来杀人」。2020年上市时,他在致投资者的信中直接写道:「我们的软件被用来锁定恐怖分子、保护士兵的安全。」乌克兰战争中,Palantir的技术被用于追踪俄军坦克位置,并将坐标传送给炮兵部队。加沙地带传出以色列国防军使用Palantir平台的报道后,卡普公开宣布站在以色列一边。

这种立场当然招来激烈批评。批评者称Palantir为「监控国家的工具」。公民自由组织谴责它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合同。大学校园里,抗议者堵住了Palantir的招聘宣讲会。公司内部也有员工因不认同方向而离职。

卡普不退让。他似乎把挨批视为在做正确之事的佐证。2024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警告美国很可能面临「与中国、俄罗斯、伊朗的三线战争」。应对这种局面的最佳方式,他认为是开发自主武器。西方与威权阵营在技术上正趋于对等,但西方有不愿使用核武器的道德约束,这是劣势。

卡普的世界观并不复杂。世界是危险的,自由是脆弱的,没有实力就守不住善。这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出发,最终落脚于冷峻的现实主义的一段哲学旅程。他领导军工企业,因此不是自相矛盾。对极权主义的恐惧是驱动他的引擎,捍卫西方民主是他的目的地,技术是这趟旅程的燃料。

二、与硅谷主流文化的决裂

(1) 大型科技公司拒绝与国防部合作,Palantir的选择

2018年4月4日,Google总部弥漫着紧张气氛。一份超过三千名员工签名的请愿书送到了CEO桑达尔·皮查伊手上。标题很明确:「Google不应涉足战争生意。」引发争议的是与美国国防部签订的「Project Maven」合同。

Project Maven是国防部2017年4月启动的项目,目标是用人工智能分析无人机拍摄的海量视频,自动识别目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上空飞行的无人机每天产出的视频量,已远超人类分析员的处理能力。如果人工智能能代劳,目标识别时间将大幅缩短。

Google同意提供自家TensorFlow人工智能技术。合同金额不大,首年不到七千万美元。但对员工来说这不是钱的问题。Google那句古老的座右铭「不作恶(Don't be evil)」悬在那里。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写的代码被用来提高无人机空袭的精准度。

请愿书写道:「Google将和Palantir、雷神公司、通用动力这类企业站在同一阵线。」当时在Google员工眼中,Palantir是一个遭人鄙视的对象，，和情报机构合作、制造监控技术的阴暗公司。Google跟它们归为一类,不可接受。

抗议越来越激烈。至少12名员工辞职。更多人威胁说,如果公司继续研发军事产品就罢工。6月,Google管理层妥协了,宣布不再续签Project Maven合同。合同于2019年3月正式终止。

这件事象征性地展示了硅谷的文化。加州科技企业将政府和军队视为过时、低效、有时不道德的集团。他们憧憬无国界的互联网世界,想把自己定义为全球公司而非美国公司。「让世界更紧密相连」的使命,跟「制造杀人武器」的字眼放在一起,是品牌灾难。

恰在此刻,有一家企业做了截然相反的选择。那就是Palantir。亚历克斯·卡普公开批评Google的决定。他指出硅谷精英们忘记了自己享有的自由和繁荣从何而来。在美军保障的安全和法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企业,却拒绝为维护这个基础出力,这是虚伪。他说:「坐在加州安全的办公室里享受道德优越感的时候,有人正在前线拿命在拼。」

Palantir毫不犹豫地填补了Google留下的空缺。2019年,Palantir成为Project Maven的新合作伙伴。2024年5月,国防部以独家投标方式,向Palantir授予了4.8亿美元的「Maven智能系统(Maven Smart System)」原型开发合同。该合同后来扩大到近13亿美元。

卡普的选择在当时科技圈被看作「自杀行为」。招聘宣讲会上学生抗议,投资者摇头。公司在硅谷内部的声誉跌到谷底。但卡普不退。他反而把这场冲突变成了机会,确立了Palantir的身份，，「硅谷的反题」。

2020年上市时提交的招股说明书(S-1)中,卡普这样写道:「我们的软件被用来锁定恐怖分子、保护士兵的安全。如果我们要求某人面对危险,我们就有义务向他们提供执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我们选了边。」在上市申报文件里放这种话,史无前例。这是写给投资者的文件,里面却夹着政治宣言。

卡普怒斥美国企业一边跟中国共产党做生意,一边拒绝与本国军队合作的态度是「不可理解且不可持续的」失败者逻辑。他批评硅谷在「满足消费文化那些善变的需求」上浪费资源。网约车应用、图片分享平台、广告优化算法,这些「琐碎的便利」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而国家安全这种真正重要的问题却被晾在一边。

这个选择使Palantir不再是一家普通的软件供应商,而成为一家带有意识形态身份的企业。当所有人为了广告收入榨取用户数据时,Palantir宣告自己要为国家安全保护和运用数据。这既是商业战略,也是文化战争。

(2) 总部搬迁(从帕洛阿尔托到丹佛)与爱国技术主义

2020年8月的一天,Palantir悄悄收拾了行装。它决定离开创业17年来一直驻扎的硅谷心脏，，帕洛阿尔托。目的地是科罗拉多州丹佛,落基山脉粗犷的自然铺展在前方。

消息传出后，人们纷纷猜测原因。高昂的房租、税收、生活成本等经济因素被反复提及。丹佛的生活成本远低于旧金山。科罗拉多州的税制对企业也更为友好。与国防部、北方司令部(NORTHCOM)等主要客户的地理距离，想必也在考量之中。

但亚历克斯·卡普给出的理由截然不同。早在2020年5月接受Axios采访时，他就已经放出信号：「我受够了硅谷日益加剧的不宽容和单一文化(monoculture)。」他表示将把总部从西海岸迁往更靠近东海岸的地方，并补充说科罗拉多是有力的候选。

「单一文化」这个说法意味深长。硅谷在技术上追求多元，在政治上却出奇地同质。绝大多数科技从业者倾向进步主义。公开表达爱国情感或支持军队，会被视为土气，有时甚至不道德。与国防部合作的企业，则被归入道德上低人一等的行列。

卡普认为这种文化并不健康。他批评硅谷脱离了美国整体的价值观，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泡沫里。在上市招股书中，他写道：「我们公司成立于硅谷。但我们似乎与科技界的价值观和信念越来越格格不入。」

迁往丹佛，是这种文化割裂在物理层面的体现。新总部坐落在丹佛市中心的Sugar Cube大楼，地址是布莱克街1555号。帕兰提尔两年前就已在此运营一支小规模团队。正式迁址在上市前夕宣布。时机经过精心选择，向投资者传达的信号很明确：「我们和硅谷不一样。」

丹佛在多个维度上都是合适的选择。政治上，科罗拉多是「紫色州」，民主党和共和党势均力敌。与旧金山一边倒的进步倾向不同，各种政治立场在这里并存。科罗拉多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国防工业生态：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等传统军工企业都设有办事处。太空军(Space Force)和北方司令部的总部也近在咫尺。

这次搬迁并非帕兰提尔独自的动作，而是一股更大潮流的一部分。2010年代后半期开始，多家科技公司陆续离开硅谷。甲骨文、惠与(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搬去了得克萨斯。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也离开了加利福尼亚。高税负、严监管、飞涨的生活成本是表面原因，但文化层面的疲惫同样不可忽视。

卡普本人在总部搬迁后也没有固定在一处。据报道，他经常在新罕布什尔州莱曼镇森林中的一间谷仓里办公。对于「在全球拥有十处住所」的报道，他半开玩笑地回应：「那应该重新定义为十间越野滑雪小屋。」他有时戴着滑雪护目镜参加视频会议。这些怪癖表明，他在刻意与硅谷那套程式化的CEO形象保持距离。

帕兰提尔的搬迁，象征着一种被称为「爱国技术主义(Patriotic Technologism)」的新思潮。这个概念的核心是：技术不只是赚钱的工具，也不是供工程师满足智力趣味的玩具，而应当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存续。卡普强调，美国中西部的价值观，即勤劳、诚实、对国家的奉献，比硅谷的精英主义更为重要。

他声称美国软件产业的根在中西部。英特尔联合创始人鲍勃·诺伊斯来自艾奥瓦州。早期半导体产业的许多工程师都出身中西部。他们开放、协作，献身于国家目标。在卡普看来，硅谷忘了这些根。剩下的只有无国界的资本和利润最大化。

这一路线为其他国防科技初创公司打开了道路。Anduril的帕尔默·拉基、SpaceX的埃隆·马斯克等人开始引领一种新风气，把「为美国制造武器」视为值得骄傲的事。2024年12月，Anduril和帕兰提尔宣布组建联合体，在国防部项目上展开合作。硅谷拒绝占据的位置，正在被新一代国防科技企业填满。

丹佛的帕兰提尔，成了连接硅谷与华盛顿之间断裂桥梁的存在。他们把爱国主义这股滚烫的血液，输入了技术冰冷的逻辑之中。在批评者眼里，这是危险的军国主义；在支持者看来，这是必要的现实主义。读者的政治体质不同，品出的味道也不同。

三、「我们选了边」：西方文明守护者的宣言

(1)「以实力求和平」与现实主义安全观

商业世界有一条古老的不成文规矩：不要树敌。因为客户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可口可乐把可乐卖给共产主义者，苹果把iPhone卖给威权国家的公民。政治中立，是全球企业的生存法则。

帕兰提尔大张旗鼓地打破了这条规矩。

2020年上市前提交的招股书，开篇第一句话就让投资者震惊：「我们选了边。我们支持美国及其盟友。」这是寻常企业公告中闻所未闻的政治宣言。卡普明确表态，绝不与中国、俄罗斯等美国的敌对国家做生意。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是巨大的机遇，但对帕兰提尔来说，那是不可触碰的禁区。

许多投资者表达了担忧。主动缩小市场，可以被视为损害股东价值的行为。但对卡普而言，这是不可妥协的原则。他认为，帮助与西方价值观不相容的政权，等于背弃企业的伦理底线。卡普的安全观彻底扎根于现实主义。他不相信善意和对话本身就能守住和平。「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是他的信条。这一理念源自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冷战时期的主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优势能够遏制战争、维护和平。

卡普把这套逻辑重新诠释到21世纪的语境中。正如原子弹带来了「长期和平(the long peace)」，人工智能将成为新的威慑力量。他说：「核时代正在终结。我们在计算科学领域站在了类似的十字路口。」在大型语言模型时代，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曼哈顿计划，以维持对战场上最先进人工智能形式的独占控制权」。

卡普喜欢引用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西方的崛起，靠的不是理念、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性，而是运用有组织暴力的能力的优越性。」卡普补充说，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个事实，但非西方人从未忘记。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认知：道德优越感本身远远不够，还需要物质力量来支撑。

这一信念在乌克兰战争中付诸了实践。2022年俄罗斯发动入侵时，卡普是最早飞抵基辅的西方企业CEO之一。他会见了泽连斯基总统，提出免费提供帕兰提尔的技术。这不是一次商务会谈，而是一份参战声明。帕兰提尔的软件在乌克兰军队抵御俄罗斯大军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卡普同样毫不犹豫。他公开宣布「我们站在以色列一边」。当有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使用帕兰提尔的平台时，部分员工表示抗议并辞职。卡普承认这一事实，但立场丝毫未变。

2024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警告美国很可能面临「同时与中国、俄罗斯、伊朗的三线战争」。他认为应对这一局面的最佳方式是开发自主武器。他还表示支持征兵制。他的逻辑是：西方与威权阵营在技术上日趋对等，但西方受制于道德约束而不愿使用核武器，因此处于不利地位。卡普的言辞有时颇为激烈。他说帕兰提尔的技术应当「让敌人感到恐惧」。2025年2月在一次新书宣传活动中，他说：「我觉得放飞无人机，把掺了芬太尼的尿液洒在那些试图搞垮我们的分析师头上，这想法挺好的。」即便是玩笑，听来也不寒而栗。

但他的逻辑框架始终一贯。威慑力的本质，是让对手相信你的意志。这要求你拥有真实的能力，并且展示出使用这种能力的决心。对卡普来说，帕兰提尔的存在本身就是这条信息。「我希望我们的软件给敌人带来恐惧，给盟友带来安心。」

批评者担忧这种世界观会助长战争。但卡普的反驳很明确：如果美国丧失技术优势、显得软弱，那么类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样的事件只会更加频繁。只有确定无疑的威慑力，才能维系这个混乱世界的秩序。

(2) 技术共和国(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的愿景

2025年2月，亚历克斯·卡普与帕兰提尔企业传播负责人尼古拉斯·扎米斯卡(Nicholas Zamiska)合著的一本书出版了。书名是『技术共和国：硬实力、柔性信念与西方的未来(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该书出版后随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NPR将其评选为年度图书。

《华盛顿邮报》的乔治·威尔在书评中写道：「自1987年艾伦·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以来，还没有过如此全面的文化批判之作。」《华尔街日报》评价说，这是「对科技产业抛弃了帮助美国及其盟友这一历史使命的痛切呼喊」。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并不复杂：硅谷迷失了方向。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五角大楼的资金推动了硅谷的早期成长。互联网、GPS、半导体技术无一不发端于军事研究。那时的工程师们献身于国家级课题的攻克。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精神消失了。

卡普和扎米斯卡批评说，今天硅谷最出色的头脑被浪费在「照片分享应用和营销算法」上。「狭隘地追求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成了他们的使命。」最顶尖的工程师，难道应该去优化炸鸡块外卖的算法吗？书中诊断，这种安于现状不仅是硅谷的问题，已经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学术界、政界、企业董事会，到处弥漫着「智识上的软弱」。人们宁可回避令人不适的对话，也不愿追求真相；宁可选择模糊的中立，也不愿承受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卡普警告，这正在侵蚀西方的竞争力。

「技术共和国」的核心概念，是「硬实力(Hard Power)」与「柔性信念(Soft Belief)」的结合。硬实力是建设和防御的物质能力，涵盖军事力量、产业基础和技术优势。柔性信念则是指引方向的道德清晰性：建设什么，为何防御。卡普的判断是，西方正在同时丧失这两者。

书中警告，民主世界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当威权政权将人工智能整合进军事、监控和经济体系时，民主国家还在犹豫不决。「要么在民主价值、制度力量和技术卓越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国家工程，要么就面临在地缘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的风险。」

卡普的药方很明确：必须重建政府与科技产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20世纪的曼哈顿计划、登月工程、互联网开发所依赖的政企协作模式，需要以适应21世纪的方式加以恢复。通过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机构创造「不对称力量」，以威慑敌国。

这本书还提供了一扇窥探帕兰提尔内部组织文化的窗口。卡普解释说，帕兰提尔的组织结构从蜜蜂的蜂巢中汲取了灵感：不依赖等级制，而是依靠集体决策和群体投票机制。公司引入了丰田生产体系创始人大野耐一的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方法。问题出现时，不接受表面假设，而是挖掘失败的真正原因（往往源于人际关系）。

批评者对『技术共和国』所描绘的愿景表示担忧。将军事力量与技术力量融合，把软件工程师置于国防核心，这样的主张有可能被解读为「军事化的技术寡头制」。打着捍卫民主价值的旗号，实际上却强化威权控制，这种悖论令人忧虑。

Goodreads上一位读者这样写道：「在这本书里，'公民权'意味着服从，'技术'意味着武器，'创新'意味着军事化，'异议'意味着不忠，而'共和国'本身则是按照帕兰提尔的规格建造的要塞国家。」另一位评论者认为这本书「与其说是基于证据的战略，不如说是一份挫败感的宣言」。卡普对这些批评毫不在意。他的信念不曾动摇。「捍卫西方价值的重要性，反对那些试图破坏这些价值的人」，这就是他的热忱所在。他坚称这些价值「本质上是优越的」，并把美国视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体现了将不同背景的个体凝聚在一起的能力主义和公正」。

2025年，卡普入选《时代》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时代》称他为「一种新型的硅谷亿万富翁：毫不羞于宣扬西方力量的技术民族主义化身」。《经济学人》将他评为2024年度CEO。帕兰提尔的市值一度突破5000亿美元。卡普个人资产达到180亿美元。

「技术共和国」的愿景能否实现，尚未可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亚历克斯·卡普提出了21世纪技术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关系的一个最具争议性、同时也最具影响力的构想。从哲学博士到亿万富翁级国防企业CEO，他的轨迹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展示着在技术时代，权力与价值如何交叉、碰撞。